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

〔摘要〕抗戰時期，延安相對穩定的環境為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交往和學術交流提供了空前的機遇。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理論互動關系：一方面毛澤東指導和引領了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活動﹔另一方面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成果為毛澤東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有益借鑒，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澤東新理論的建構。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在理論創新上的良性互動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關鍵詞〕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毛澤東﹔理論互動﹔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D231﹔K26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3-3815（2014）-04-0051-12

The Theore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Zhang Zhengguang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relatively stable environment in Yanan offered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contact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They formed a benign theoretic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ao Zedong guided and le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on one hand,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provided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hand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facilit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heory of Mao Zedong.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between the CPC’s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Mao Zedong provided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arxism theory.

抗戰時期是我們黨的理論成熟，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重要時期。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也包含著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智慧與貢獻。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和毛澤東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理論互動關系：一方面黨的理論工作者在理論研究和創造上接受毛澤東的指導和引領﹔另一方面，他們的理論創新成果也給毛澤東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啟示。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在理論研究和創新上相互影響、相得益彰，成就了理論創新史上的一段佳話。研究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對於深入理解和把握黨的理論工作者與黨的領袖間的理論互彰，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毛澤東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理論創新活動的指導和引領

抗戰時期，為滿足培養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開始從國統區，特別是從淪陷區抽調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認為他們在那裡的“作用更大些”。隨著大批黨的理論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澤東加強了與這些理論工作者的交往和學術交流。這種近距離的交往和交流為毛澤東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黨的理論工作者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較大提高” （《艾思奇全書》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頁。），特別是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毛澤東號召全黨包括黨的理論工作者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他指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因為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為此，他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頁。）1940年6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了加強理論學習的重要性，他說：“理論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要指導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夠，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 江湘：《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28日。）正是在毛澤東的號召和影響下，延安，主要是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間掀起了學馬列、用馬列的熱潮。

2.毛澤東積極推動黨的理論工作者學習、研究哲學，並以之為分析中國的“工具”。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自己帶頭學哲學，而且積極組織、推動全黨學哲學、用哲學 （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所進行的哲學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為中國建立起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而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得以應用。”參見費正清著，李向前譯：《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6期。）。1937年，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証唯物論時指出：“要使辯証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國深入與發展下去，並確定地指導中國革命向著徹底勝利之途，便必須同各種現存的反動哲學作斗爭，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樹立批判的旗幟，並因而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才能達到目的。”（ 毛澤東：《辯証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日軍政大學》1938年第1卷。）在毛澤東的倡導下，1938年9月底延安新哲學會成立，參會的有艾思奇、陳伯達、何干之和周揚等二三百人，規模空前。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學會、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和自然辯証法討論會等在內的近10個哲學研究會（學習小組）。研習哲學成為全黨的風尚，而在各研究會（學習小組）中，黨的理論工作者是骨干。在學習中,毛澤東非常注重對理論工作者哲學研究的引導。1937年10月，他致信艾思奇對其《哲學與生活》一書中“差別不是矛盾”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毛澤東認為艾思奇的“根本道理是對的，但‘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不對。應說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並舉例說明“差別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別就是矛盾：這就是所謂具體的矛盾。”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0—132頁。）。陳伯達到延安后，先后發表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等文章。毛澤東在閱讀《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后，致信張聞天並請轉達他的商榷意見，闡明了自己關於“正名”和“中庸”思想的觀點 （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0—132頁。）。應該說，毛澤東在這封回信中關於“正名”和“中庸”的論述既唯物又辯証，比陳伯達更客觀、全面，給了陳伯達極大的指導。在看了《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后，毛澤東致信陳伯達：“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27頁。）。

3.毛澤東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確立科學的史學研究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1）必須重視歷史研究，特別是近代史研究。毛澤東認為，一個指導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因此，“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2）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早在建黨之前，毛澤東即在給蔡和森的信中稱“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1940年9月，毛澤東閱讀范文瀾“關於中國經學簡史”的講演提綱后，評價其“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認為這項工作“繼續下去”對於清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猖獗的復古反動“必有大的影響”（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9頁。）。毛澤東還強調，對於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史也必須用新的歷史觀來研究。（3）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抗戰大局。毛澤東認為歷史研究要為現實服務、為抗戰服務，並鼓勵史學工作者做這方面的努力。1939年1月，他在看了何干之來信中關於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充分肯定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態度，並給予指導。他說：“如能在你的書中証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23頁。）（4）必須用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歷史人物以及已有的學術成果。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的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他指出歷史研究一定不能“離開具體歷史”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頁。）語境，否則就是“非歷史的看法”（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頁。），就會犯“左”的或右的錯誤。毛澤東的這些史學研究思想，為延安的史學工作者指明了史學研究基本原則，增強了他們運用唯物史觀的自覺性。1941年8月，葉蠖生在《抗戰以來的歷史學》一文中得出結論：關於歷史科學方法中國化方面，“辯証唯物主義成為歷史科學的指導方法，唯物史觀學派漸走向主導的地位……從總方向上看歷史學是進步了……毛澤東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據”（ 葉蠖生：《抗戰以來的歷史學》，《中國文化》1941年8月第3卷第2、3期合刊。）。德國學者羅梅君也說：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緊跟毛澤東的歷史理論和有關歷史的問題的論斷”（〔德〕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8頁。）。

4.毛澤東為黨的理論工作者指明了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的方向。毛澤東認為：“‘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7頁。）但是，直到1936年，在蘇維埃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為此，他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要“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1—462頁。）。1939年6月，毛澤東在看了蕭三的詩稿后回信說：“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9頁。）如何才能實現文藝的戰斗性呢？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5頁。），他明確要求：（1）文藝必須從現實的革命事業和政治任務出發，而不是“從定義出發”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3頁。）。（2）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3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必須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文藝的革命內容與民族形式的關系。（3）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可以“完全一致”﹔（《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6—867頁。）“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隻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不過，他又指出，“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認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869—870頁。）毛澤東關於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論述既體現了辯証性，也體現了現實針對性。通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領導主持了文藝界的整風運動。1942年6月，丁玲發表《關於立場問題我見》一文指出：“共產黨員的作家，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隻有無產階級的立場，黨的立場，中央的立場。”“我們的方法是現實主義的方法，聯系的發展的看問題。” （丁玲：《關於立場問題我見》，《谷雨》1942年6月第1卷第5期。轉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中國文學史料全編》現代卷58，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163頁。）

5.毛澤東關於中國式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重建以及以工農為師的思想，也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產生了重大影響，促使他們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針對黨內一度出現的教條主義，毛澤東一方面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的普遍指導意義，但同時更強調中國革命實踐對於人的認識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個隻接受了“書本上的知識”的人還很難“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裡去”（《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6頁。）。那麼，怎樣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毛澤東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6頁。），要“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與被改造（《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0頁。）。他告誡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頁。）。毛澤東把是否同工農大眾相結合當作判斷知識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標准。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黨的理論工作者紛紛表示，要“把藝術家的身份丟掉”，“以一個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參加實際工作”，（ 林默涵：《打破舊觀念》，《解放日報》1942年12月4日。）要“放下讀書人的臭架子，好好跟群眾當個小學生”（羽陽：《學習語言》，《解放日報》1942年12月9日。）。“到農村去，到工廠去”成為一時風潮。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學創作，“又像上前線一樣，打背包，裹綁腿，到柳林同老鄉一起紡線”（轉引朱鴻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瀾》，《炎黃春秋》1999年第7期。）。延安各文藝團體也紛紛行動起來，舉辦各種活動，積極貫徹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如延安文化俱樂部搭建街頭藝術台，舉辦“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大型牆報，使文學家們的藝術創作直接面向廣大群眾﹔魯藝、邊藝、部藝、平劇院、民眾劇團、西北文工團、聯政宣傳隊等也紛紛奔赴農村與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