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及其時代意義【3】

三、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征的歷史印証

在深刻認識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鄧小平成功領導開創了改革開放事業、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和進程又成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印証。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黨認識到：“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0頁。）

改革首先從農村取得突破，實際上就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征的歷史印証。農村改革的起因就在於人民公社那條道路實際上走不下去了。人民公社的體制長期壓抑了農民的積極性。其間，50年代中晚期至60年代初，部分地方就已經出現過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包產到戶，但都被當作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加以嚴厲批判，成為政治上的禁區而被壓制下去。長期實行人民公社集體化的結果是，到1978年全國人均佔有的糧食大體上還隻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人均全年的收入隻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集體積累不到1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6頁。）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農業停滯不前國民經濟就無法健康發展。事實說明，不改革已經沒有出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物質利益、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民主權利。這一精神很快激發起農民被壓抑已久的改革熱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中國農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偉大創造。這一創造在安徽小崗等貧困地區首先取得突破、取得成效，在得到鄧小平等支持后，漸漸擴及全國。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按照農民的意願把人民公社的生產管理體制改為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在集體經濟內部，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使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同時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從而理順了農村最基本的生產關系。改革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以糧為綱”的單一經濟結構、統購統銷制度和單一集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初步構筑了適應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體制框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給農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

農村改革取得成功意義重大。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這幾年進行的農村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01頁。）農村改革見效鼓舞了我們，說明我們的路子走對了，使我們對進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016頁。）農村改革“為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69頁。）。

如果說農村改革主要是由內因引起，由基層干部和農民創造，它的成功，成為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印証。那麼，實行對外開放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動的結果，它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和發展，再次成為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印証。

從50年代后期開始的20年左右時間內，中國逐步陷入對外封閉的狀態，長期對外封閉的結果是中國的發展滯后，不僅沒有趕上發達國家，甚至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水平差不多的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也有了很大的差距，這給中國以巨大的沖擊。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領導人通過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深切地認識到閉關自守隻會阻礙和損害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領導人也深入研究了東亞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經驗，希望通過對外開放，把中國國情的弱點（底子薄，人口多）變成中國的優點，即大力引進外國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積極發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制造業，依靠對外貿易的擴大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恰在此時，不少發達國家甚至亞洲“四小龍”出現了產能過剩帶來的滯脹，大量資本和技術閑置，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尋找新的投資場所。中國正面臨著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發展外貿的寶貴機遇。鄧小平敏銳地把握這一國際發展的大潮流、大趨勢，明確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后……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沿海廣東等一些地方和一些對外貿易部門也開始醞釀怎樣擴大對外貿易和發展對外合作的事宜。在鄧小平等的推動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中國毅然決然地打開了大門。8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採取了以下三方面舉措：一是試點興辦主要面向國際市場的特殊出口型區域（經濟特區等），並從特區向沿海、從沿海向內地推進﹔二是開始探索對外貿易方式的創新（加工裝配等“三來一補”業務）﹔三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貿計劃體制，調動各方面發展外貿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充分利用稅收低、勞務費用低、場地使用費低和市場大的“三低一大”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大力吸引外商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在此過程中，各地也各顯神通，例如：深圳特區，依靠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全國的支援，形成綜合優勢，創造“深圳速度”﹔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利用與香港方言相通、經濟久有往來、勞務和土地費用較低的優勢，從承接香港轉口貿易的加工裝配業務中逐步形成“前店后廠”的經濟合作關系，實現經濟迅速發展﹔江蘇蘇南地區，利用鄉鎮工業基礎好、靠近上海的優勢，與外資和外國技術緊密結合，大搞企業技術改造，使之升級換代，大幅度增加生產，擴大出口。盡管各地區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有個共同點，即都從自身的條件出發，充分釋放人口紅利的功能等來謀求本地的發展。通過不斷努力，中國制造業產品在國內外市場激烈競爭中迅速崛起，並以物美價廉的優勢逐步佔領世界主要市場。

事實說明，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出發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使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說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一條符合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經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發展，黨對這條道路進行科學總結和理論概括的條件逐漸成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