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及其時代意義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出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等，充分揭示其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深入闡明在新世紀、新起點中共中央反復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國情﹔時代意義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在現階段，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都必須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逐步創立的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地位。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及其時代意義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本文擬在此基礎上聯系歷史和現實再作進一步的探究。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出的歷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狀態下取得革命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希望盡快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蘇聯率先實施趕超戰略並取得輝煌成就、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自然就成為戰后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的榜樣。

蘇聯在30年代后期判斷本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問題上便存在著超越歷史階段的隱患。戰后不久又出現了東西方嚴重對峙的局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針對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為了應對來自西方的威脅，由蘇聯主導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建立起一系列國際性組織，形成社會主義陣營。蘇聯還提出“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強調世界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平行的、對立的市場，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經濟互助的基礎上共同發展。除此之外，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冷戰的壓力，又看到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困境、受蘇聯迅速崛起的鼓舞，都急於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對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充滿了信心。

中國也毫不例外地加入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大潮。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的完成，中國共產黨人希望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此時，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對資本主義的了解還較膚淺，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還很不夠，對社會主義發展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普遍估計不足。會議宣言作出了“社會主義在向上發展，而帝國主義卻在衰退”的結論，強調世界發展取決於兩個對立的社會制度競賽的進程和結果。（參見《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2日。）據此，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紛紛提出了各自的趕超目標。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15年時間內在工農業最重要產品的產量、某幾項工業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也在會上提出中國在15年后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一時間，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和強大動力。不可否認，在這些目標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在一定時間裡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經過戰后近30年的快速發展，蘇聯不斷縮小與西方國家經濟實力的差距。1950年時，蘇聯的國民收入隻為美國的31%，工業產值不到美國的30%，而到1982年已分別上升為美國的67%和80%，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發展也很迅速，從1949年到1980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是9.4%，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是13.2%（參見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41頁。）。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培養了大量建設人才，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快速，但也付出了高昂代價、潛藏著許多嚴重問題。為了實施趕超戰略，蘇聯、東歐國家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並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這種模式可以在比較短時間裡通過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但也孕育著一系列矛盾，主要是：經濟結構上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在經濟增長方式上表現為粗放型增長，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往往同市場脫節。這些矛盾造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較差，經濟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改善較慢。同時，民主法制不健全，文化相對落后。更主要的是，本來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實現的高速發展，卻助長了一種不顧條件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忽視國情，忽視客觀規律，固守傳統模式，逐漸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早在50年代就已經有所暴露，但被經濟發展的高速度所掩蓋。進入70年代末特別是80年代以后，蘇聯、東歐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優勢已經不在。蘇聯經濟增長率從1978年的4.8%下降到1982年的2.6%，已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基本拉平。（參見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下），經濟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18頁。）至此，這種模式存在的問題充分暴露，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呼喚。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也實現了快速發展。據統計，1953年至1973年，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個“黃金時代”，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為5.54%，既高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9年至1938年）的2.3%，也高於一次世界大戰以前50年（1863年至1913年）第一個“黃金時代”的3%（參見鄭必堅主編：《當代世界經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第77頁。）。即使在1973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慢。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雖仍然存在，但由於它們的自我調整，破壞程度在減弱，危機間隔的時間延長，經濟高漲階段時間也在延長。隨著經濟實現較快發展，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勞動條件都有了較大程度的改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相對穩定發展，構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嚴峻挑戰。客觀事實迫使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深刻反思，重新開啟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征程。

與上述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相關聯，中國從50年代后期延續了20年的“左”傾錯誤，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進一步陷入十年“文化大革命”內亂。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遭受嚴重干擾和破壞，總體上沒有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有著豐富治國理政經驗和寬廣世界眼光的鄧小平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重新走上中央領導崗位，領導開始了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嶄新探索。

歷史的曲折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冷戰壓力，社會主義國家不約而同地制定和實施了趕超戰略並沒有錯，關鍵是必須始終堅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所謂“自己的實際”，就是各國的具體國情。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文化普遍落后，但落后的具體狀況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制定本國發展戰略時必須清醒認識本國國情和自己所處的時代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