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經驗【2】

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與實踐

改革開放在20世紀90年代正式進入深水區，我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的改革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發展，逐步將市場機制引入文化建設領域，推動文化事業朝著文化產業的方向發展﹔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納入財政支持計劃，逐步提高對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支持力度﹔開始布局基層文化建設，積極推動城市社區和農村地區開展公共文化服務事業。

一是高度重視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發展，逐步將市場機制引入文化建設領域，推動文化事業朝著文化產業的方向發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事業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事業有著天然的廣闊交集。隻有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才能充分激發出我國社會的文化生產力。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指出：“要積極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場，大力扶持健康的文化產品，倡導適合廣大群眾消費水平的有益文化娛樂活動，更好地活躍和豐富文化生活。”[9]20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文化產品，如流行音樂、卡拉OK、歌舞娛樂、時裝、暢銷書、廣告、影視、動漫等產品被推出，龐大的文化產業群以休閑娛樂、旅游觀光等眾多形式，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10]在這種背景下，“文化產業”分別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十五”規劃綱要》及黨的十六大報告中被提及，並得到了系統論述。

二是推動公益性文化事業納入財政支持計劃，逐步提高對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支持力度。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有物質保障。沒有必要的物質保障，精神文明建設的許多任務就難以落實。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出發，把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保証必需的資金。”“對政府興辦的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文化館、革命歷史紀念館等公益性事業單位，應給予經費保証。對反映國家和民族學術、藝術水平的精神產品，代表國家水平的藝術院校、表演團體和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代表性的地方、民族特色藝術團體，要加大扶持力度。”[11]與此相對應，國務院在1996年9月5日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了“文化事業建設費”的征收、管理和使用辦法，通過財政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對文化事業的捐贈，通過安排專款的方式逐步增加對邊遠地區、民族地區文化事業的投入。正是這一時期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持續支持，確保了群眾性文化事業能夠在市場化大潮風起雲涌中比較平穩地度過改革的陣痛期，迎來向公共文化服務轉型的歷史新階段。

三是開始布局基層文化建設，積極推動城市社區和農村地區開展公共文化服務事業。20世紀90年代，城市社區建設和社區公共文化建設在我國都還是新事物，經過十多年努力，到21世紀初，城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取得了明顯成績。一方面，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場所普遍增加，文體活動室、圖書室普遍配置﹔另一方面，社區文化服務人才隊伍初步形成，各街道普遍成立了社區藝術團，成為社區文娛活動的骨干隊伍，同時積極扶持不同類型的群眾業余文化組織﹔再者，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方面，既有定期的大型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也有日常普及性文娛體育活動，結合文化館、圖書館、青少年宮、街道文化站、小區文化活動中心、居委會圖書室等，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網絡。[12]1998年11月26日，文化部出台了《文化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對農村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做了統籌安排：“到2010年，全國農村要實現縣縣有圖書館、文化館或綜合性文化設施，鄉鄉有文化站，有條件的村積極建立文化室或圖書室，滿足人們就近、經常和有選擇地參加文化活動的需要﹔圖書館、文化館的建設面積和綜合服務能力基本達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化主管部門制定的標准﹔農民群眾能定期觀賞專業藝術團體演出和參加各種業余文化活動﹔農村電影放映達到全國每個行政村平均每月放一場電影﹔文化娛樂支出佔生活支出的比例有較大增長，農民的文化生活質量有顯著提高。”《意見》同時對農村地區“兩館一站一室”的建設、管理費用和其他農村文化設施的經營管理情況做了指導性安排。[13]

文化產業化是文化現代化的必然之路，隻有經過產業化階段，文化生產力才真正能夠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市場機制逐步引入到文化建設中來，推動文化產業化的發展道路，極大地解放了文化生產力，使社會的文化產品供給從嚴重短缺、相對短缺中逐步走了出來，實現了供求基本平衡，為我國文化事業從產業化階段邁向福利化階段奠定了客觀基礎，也推動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事業從自發狀態開始逐步向自覺狀態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