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軍運動的回顧【2】

（一）

　　1946年7月，面對得到美國裝備和支持的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毛主席指出：全黨必須下最大決心，努力准備一切條件，粉碎蔣軍進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發動群眾，使我黨與人民密切結合起來。隻要廣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們方面，就會使敵我力量發生有利於我的變化”②。

　　②《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第287、288頁。

　　無疑，這個指示當中也包括了對軍隊政治工作的要求。其中心，就是要認真恢復和提高我軍在土地革命戰爭年代政治工作的負責精神，堅持古田會議決議和譚政的政治工作報告③闡明的方針，深入實際，發揚民主，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切為著奪取戰爭的勝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部隊積極開展有效的政治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

　　③即1944年4月留守兵團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會上提出的政治工作報告。

　　到1946年10月，戰爭打了3個月，我軍殲敵25個旅。毛主席指示今后一個時期內的任務，是再殲滅敵軍約25個旅。這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④。他明確要求，“今后各區必須利用作戰間隙，加強軍事訓練。一切軍隊必須加強政治工作”⑤。這時，各區經過連續作戰的部隊，在政治工作上已經有了許多新鮮創造，黨中央立即通過自己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從9月到12月接連加以報道，並發表社論、專論加以肯定和贊揚，以先進典型和正面經驗，進一步推動了政治工作的蓬勃發展。

　　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09—1210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08頁。

　　具體說來，得到推廣和普及的是以下三項。

　　先是9月10日的社論《好好進行俘虜工作》，稱贊“許多地方進行的‘反內戰訴苦大會’是很好的一種方式”，對教育被俘人員的4/5即10萬蔣軍士兵轉到人民方面成為“解放戰士”，起了重要作用。社論還指出：“組織這種訴苦運動，是一件重大的實際的教育工作，軍隊與地方應該協力進行，使其發揮最大的效果。另一教育工作，就是根據這種極其生動具體的材料，做出總結，向放下武器的蔣軍官兵，指出他們受困難的總的原因和中國人民今后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為獨立和平民主奮斗到底，為反對賣國、反對獨裁、反對內戰奮斗到底。”在此期間，許多部隊也採用“訴苦”方法進行思想工作和戰前動員，用以純潔部隊，鞏固部隊，密切軍民關系，等等。

　　接著11月發表短評《廣泛開展立功運動》，稱贊華中野戰軍一師二團搞的“為人民立功運動”是“人民自衛戰爭中的一個創舉”，號召全解放區進行革命英雄主義競賽，普遍開展殺敵立功運動。曾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作過精辟論述的朱總司令說：“過去我們認為，共產黨打仗，紅軍打仗，都是為人民服務，有什麼必要表功呢？最近開展了立功運動，的的確確有很大的好處。部隊中人人精神振奮，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這樣就會打勝仗。”立功運動在全軍很快開展起來，一些領導機關立即制訂了評功、記功、報功制度，有的頒布了立功條例，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后方廣大軍民的士氣，促進了團結，使我軍源遠流長的英模運動，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開創了嶄新的局面。

　　還有個以團結互助為主要內容的“王克勤運動”，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王克勤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六縱隊的一個班長，解放戰士的榜樣，“一級殺敵英雄”，共產黨員。他當班長時，組織思想互助、生活互助、軍事技術互助，使他們班成為“三大互助模范班”，也是野戰軍首長提倡的“戰斗與訓練、勇敢與技術結合”的一面旗幟。12月的《解放日報》詳細報道他的事跡后發表了《普遍開展王克勤運動》的社論，號召部隊都要按照自己的條件，選擇自己的典型，通過這種運動“進一步提高戰斗力和瓦解敵軍”。正是在這種運動中，各野戰軍都涌現出了自己的愛兵、帶兵模范和團結互助模范，使毛主席在延安倡導的“尊干愛兵”傳統在全軍得到發揚光大，帶動廣大基層單位真正成為能打能走又會做群眾工作的戰斗集體。

　　與此同時，軍委總政治部還按中央指示，電函各軍區各縱隊首長、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要帶領部屬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掌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針﹔在炮兵中“展開趙章成運動”①，大量培養神炮手、各種模范射擊手和技術骨干﹔繼續改進政治教育，“以訴苦大會方式，啟發全體戰士，自己教育自己，提高階級覺悟”，為了農民階級獲得土地而英勇奮戰﹔政治工作要貫徹群眾路線，採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生動活潑的工作方法，緊緊依靠黨支部，以民主方式選英模，大膽提拔新干部，經常注意擁政愛民教育，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完成再殲敵25個旅的任務，迫敵停止戰略進攻而轉為防御，我軍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

　　①趙章成同志系我軍迫擊炮專家，他專心致力研究迫擊炮，能使迫擊炮抵近射擊，百發百中。

　　黨中央、毛主席所以這樣大力普及來自部隊的新鮮經驗，直接對高級將領電函政治工作要求，是因為這些新鮮經驗顯示了指戰員的高昂士氣和覺悟水平，領導的責任就在於要更多地在群眾中發現並扶植這類新生事物，促進部隊戰斗力的鞏固與提高。這既是最有效地進行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也為大規模展開整軍創造了良好的群眾條件。

　　在此期間，黨中央還有一個重要的部署，是指示部隊恢復各級黨的委員會。總政先是審查了“關於黨的團委會（即團黨委）暫行工作條例草案”。這個草案是1946年10月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報上來的。經過審查，認為很好，黨中央立即頒發全軍試行。接著，總政著手草擬軍隊中黨委員會條例初稿，並向一些中央委員和部隊首長征求意見。先是賀龍、羅榮桓同志，稍晚一點還有羅瑞卿同志等都予以肯定，並提出了修訂意見。到1947年2月，黨中央向全軍發出《關於軍隊中黨的組織形式給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的復示》，並轉發了晉冀魯豫軍區有關實施黨委制的經驗和文件。自此，1932年以后被取消了的黨委制很快在各部隊恢復起來，取代了當時軍分區以上的軍政委員會和黨務委員會。黨委制的建立、健全，大大加強了黨對軍事工作、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領導，保証了部隊思想上組織上更加團結一致，軍事工作、政治工作搞得更加生機勃勃，部隊的民主生活空前活躍。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而且在軍事方面出現的諸如戰前的“諸葛亮會”，戰后的評指揮、評戰術、評技術的軍事民主，也普遍有了發展，這就為整軍運動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組織上有了完善的准備和保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