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軍運動的回顧【8】

（七）

    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會合不幾天，周恩來同志問我，去看主席了沒有？我說怕干擾他，還沒有去。周恩來同志告訴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談工作，說笑說笑，這一段太緊張了。

　　毛主席見到我還是那麼親熱，說到劉筱圃（我愛人）撤出延安前給他的那些豆豉，在陝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謝謝她。后來問我：“傅主任（這是毛主席對我的習慣稱呼。1946年秋，我從重慶回到延安重新分到總政工作時，毛主席說，‘傅主任還是我們的副主任’），我們進關了吧，離‘咸陽’還有多遠？”我想他是用劉邦打敗項羽的故事，來比喻我們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已經臨近了。毛主席大概聽我回答的得體，笑了！我們就項羽、劉邦不同的為人和不同的結局說笑了一陣。毛主席又問我在重慶（1946年我曾在重慶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兼新華社代理社長）交了哪些朋友？說他們快來了﹔我們已邀請了關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們的“約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說的重慶的朋友快來了，指的是黨中央已給上海局發出指示，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事。

　　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那段時間，中央對黨的政策和紀律問題，抓得非常緊，要求極為嚴格。正如中央對山東兵團領導人指示中說的：“我黨已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正是基於這種形勢和任務，1948年四五月以后，黨中央、毛主席對繼續進行新式整軍運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實際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評論中就指明了整軍運動要同正確進行的整黨運動、土改運動相結合﹔同整黨的縮小打擊面、嚴禁亂打亂殺、團結90%以上的人民大眾，亦即貫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愛國統一戰線方針相結合﹔同實行正確的城市政策、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方針相結合。這三個“相結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軍運動要推動全軍全面、無誤地貫徹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幾項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幾項基本政策時就曾強調：“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①，這種對於執行政策，遵守紀律的要求，對於主要是農民成分的我軍來說，越是到勝利的時候越是重要，不僅對基層指戰員重要，對中高層尤其是高層干部極為重要。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39頁。

　　鄧小平同志1948年3月間給干部作報告時說：“黨的路線、黨的政策，在全軍中，人人能夠辦到的和必須辦到的，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是毛主席在開始建立紅軍時就規定下來的。把軍隊的三大任務集中了一下，能夠適合每個軍人都能做到和必須做到。把打仗集中成為一切行動聽指揮，把群眾工作集中為不拿人民一針一線，把經濟集中為一切繳獲都歸公。把我們的任務和政策具體到八項注意中去，如說話要和氣，是反對軍閥主義，買賣公平是工商業政策，不搜俘虜腰包是俘虜政策等。”所以小平同志教育干部，不能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隻看成是上級簡單的規定，只是群眾紀律問題。應該知道，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辦到了，才是一個革命軍人夠了格，隻靠兩個沖鋒，是不夠格的。由於大家都知道“士兵委員會”是毛主席首創的，小平同志說，以后要恢復“老章程”，連隊成立士兵委員會，“隻要這件事辦好了，力量就是無窮的。”①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415頁。

　　在進攻作戰的勝利形勢下，城市紀律成為部隊非常突出的問題。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隊，有向商人捐款、沒收敵軍官家屬財產等破壞紀律的行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並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②。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3頁。

　　自然，反復地深入地進行這種教育是整軍的重要課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羅榮桓等同志，在親自對干部授教時，還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領導的農民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發人深省地說明，如果破壞黨的政策，享樂腐化，得了天下還會失掉天下。羅榮桓同志還說：北洋軍閥來個大翻把，辛亥革命夭折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來個大翻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還想再來個大翻把，發動全面內戰，我們有毛主席英明領導，沒有被嚇倒，才有即將在全國勝利的形勢，但是必須加強思想領導，提高指戰員的政策水平。他一語中的地說：“貧雇農為骨干是指鄉村來說的，在城市就不適用，就不能貧雇農說了算。姓窮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而不打工商業”。他強調指出，部隊進城的紀律不好，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①。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330—331頁。

　　為此，黨中央接連發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批語指明：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廣大新區及城市工作的開展，都要懂得黨在新區和城市中的正確政策，而不至重復過去的許多錯誤。20日，中央轉發東北野戰軍政工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中既肯定經過多次教育，部隊入城紀律己見進步，同時指出，“唯因本位主義思想作怪，爭抓物資與強買強賣的現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種政策的執行向全軍發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戰軍南進執行政策有進步，對征借糧草和償還與買糧等問題，重申了規定，並由此而責成各旅委書記必須每半月向前委報告一次新解放區各項工作，各野戰軍前委各軍區對部隊執行黨的政策與策略沒有抓得很緊的事，必須從自己領導方面加以檢討。就是在這個指示中，毛主席強調指出：“須知黨的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意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使這種教育貫徹到底，使全體指揮員充分明了，不加檢查，讓單純軍事觀點佔了統治地位，不尖銳、全面、徹底的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向這種觀點讓步妥協，或者隱瞞這些現象不向前委或軍區反映，而前委或軍區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隻將戰績向上級及中央反映，那就是離開了或多少離開了黨的路線，必須認為是極端嚴重的現象，應立即加以檢討。”①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411頁。

　　緊接著，黨中央、毛主席對報告制度又補充規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下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級向其作的政策與策略性報告並對之作的答復，均應同時發給中央一份。

　　由此可見，在迎接全國勝利的關頭，毛主席、黨中央對政策與策略問題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對高層領導干部抓得緊而又緊。

　　自然，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於勝利形勢發展迅速，加上自身種種原因，要使黨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軌，不可能一蹴而就。當時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東兵團在對昌濰地區之敵宣布寬大政策時，把罪大惡極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惡霸，也和敵方其他人員一樣，不加區別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將功折罪。黨中央立即發出指示，指明這“是直接違反我黨政策及人民解放軍宣言中首惡者必辦一項規定的”，並對其沒有事先請示，粗率地向敵方發出這項不正確聲明，予以嚴肅批評。同時尖銳地指出了必須立即克服的五種惡劣作風，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險地規定及執行明顯地違背中央路線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於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願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中央要求，對所有這些不良現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野戰軍前委包括在內）的負責同志，應嚴肅地加以改變，並指導所屬中級及下級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同樣嚴肅地注意加以改變。中央指出，我們這樣做是完全合乎中國革命形勢的要求的。這種形勢要求我們黨縮小各地方各兵團的自治權，而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各地各軍領導同志，必須迅速完成在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備和組織准備①。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01—103頁。

　　1948年5月，陳毅、粟裕同志到中央來見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條方針。一是重申將戰爭引向蔣管區的戰略方針，強調內線、外線的分工，南線、北線的配合，紀律與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區生產長一寸﹔三是為保証前兩項方針的實施，必須在全黨全軍反對無政府主義，中心是杜絕無紀律，破壞政策。對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毛主席特別惱火，他號召全黨講紀律，講政策，服從統一領導，進行正規建設①。后來，陳毅同志和華東野戰軍前委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隊在山東、中原的作戰與紀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績。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480—481頁。

　　在此期間，鄧小平同志模范地遵循黨中央、毛主席指示，抓緊了黨的政策策略教育的深入進行和貫徹到底。他以自己學習研究黨的路線和政策策略的心得和親身體驗，給干部作過一次教育作用很大的報告。他說，奪取全國范圍的勝利，形勢與人民覺悟是具備了，但如果我們犯錯誤，革命還是要失敗的。按毛主席指示，在戰爭、土改、整黨、殺人、工商業5個問題上不犯錯誤，就能很快勝利﹔搞錯了，或其中任何一個搞錯了，都會使革命失敗，或者延緩革命勝利的時間。因此中央號召我們執行黨的政策和策略。沒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路線是空洞的。“這一點，每個黨員，每個干部，負的責任越大就越有認識的必要，越是領導機關，就越不能粗心大意。”②

　　②《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423頁。

　　小平同志聯系部隊情況說：在我們實際行動中，卻往往忽視了黨的生命——政策和策略。這是和勝利局面相連的。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我們用心鑽研政策和策略，比如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現在已迫近勝利，又不認真講究政策和策略了，有的隻記得中央路線的幾個口號，不去好好體會路線下面的政策和策略，把新華社廣播的東西當作是對國民黨區宣傳的，不當作是對我們的指示，認為自己還有一套，不懂得我們共產黨是表裡一致的，能做的就能說，能說的就能做。

　　在報告中，小平同志對右的“左”的偏向作了具體分析，並指明怎樣才是正確的。他說：今天是勝利的局面，主要是“左”的錯誤。不講政策、策略叫“左”，忘了黨的路線叫右。“左”的偏向表現在多方面，如土改中侵犯中農﹔對地富無區別，對大中小地主一律掃地出門﹔斗爭中亂打亂殺﹔在新區不估計到斗爭環境，操之過急，打擊面過大，工作步驟犯急性病等。但反對“左”的偏向不是把土改放在一邊，另外搞一套政策、策略，而是正確執行土改這條路線下面的政策、策略，土改不但不能動搖，而且要加速把它完成。戰爭之所以勝利，是因為有土改的老區。土改是取得勝利的保障。小平同志還對什麼叫策略，按毛主席思想作了精辟闡述，並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確了，但為許多黨委所忽視，以致許多行動都帶有盲目性，使革命遭受損失。經過中央天天的喊，現在開始警覺到了，每個黨員每個干部都必須警覺起來，加強對黨的政策、策略的學習和掌握。”①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1冊，第424頁。

　　后來，小平同志在豫陝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作了長篇報告，論《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后的政策策略》，聯系我黨我軍的歷史經驗，從理論與具體實踐的結合上，透徹、全面地闡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策略思想，對部隊政策和紀律的提高，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此期間，劉伯承等野戰軍領導同志，也親臨講壇，對部隊主要是中高層干部，進行政策、紀律教育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灌輸。他們率領中原野戰軍順利完成了整黨和新式整軍第二階段的任務，進一步整頓了連隊黨支部，加強了士兵委員會的活動，普遍建立了營黨委和縱隊、旅直屬黨委，在大規模作戰中貫徹執行了黨的新區政策、城市政策，爭取軍政雙勝利。到5月下半月，舉行了旅以上干部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總結了各級黨委建設、鞏固與發展三大民主等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傳達了毛主席指示：“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存在於我們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文章指出：“堅持黨的鐵的紀律，鞏固黨與群眾的聯系，這是毛澤東同志一貫的思想原則與組織原則。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案，1937年‘反對自由主義’的提綱，便是他為這種原則而寫作的”﹔從延安整風到“七大”，黨中央、毛主席還有過多次這樣的指示，要求維護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和集中領導。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黨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集中的革命紀律，便具有頭等的決定的意義”。《前言》公開地重申了中央於4月對山東兵團領導指示中的原則和基本精神①。

　　①《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6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435—439頁。

　　各野戰軍首長認真學習了《前言》，貫徹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並重讀了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彭總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還指名道姓催促一位高級干部補課，學習列寧的這篇著作。

　　中原軍區及野戰軍前委，於7月底8月初在豫西寶豐，召開了全體團以上干部會議，系統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之后的黨中央、毛主席有關准備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指示，通過批評自我批評，檢查團以上領導作風，作為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的第三階段。

　　劉伯承同志在會上提出，要達到上級、同級、下級“三層亮”，解決縱隊、旅、團三級領導作風問題。會議按此三級順序，從黨委領導、作戰、建軍、執行新區政策和黨內團結等方面，進行了認真檢查。干部們發揚“脫褲子割尾巴”的整風精神和“聞過則喜”的傳統美德，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給各級領導及部隊中存在的無組織無紀律、經驗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滿和不團結等不良現象，以深刻的揭露和嚴肅批評，同時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這就是在當年有典型意義的著名的寶豐會議。它使到會領導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建軍思想教育，認識到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提高政策與紀律性的重要，還看到了新式整軍運動、三大民主的作用與深遠影響，對進行大兵團作戰、全殲中原敵軍，是有力的政治動員。

　　會后，部隊以新鮮、有效的多種方法，開展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大練兵運動，並在攻堅組織與方法上有了許多發明和創造。劉伯承、陳毅同志親臨練兵場，觀看並指導攻城演習，對指戰員研制的“飛雷”即炸藥拋擲筒，給予了很高評價。這時部隊的戰斗力，顯然已全面得到提高。所以淮海戰役后小平同志說，勝利的重要源泉是整黨，是戰斗意志堅強，是不叫苦。因為經過1948年8、9月整黨，對各級干部教育很大，官僚主義大為減少，干部責任心大大增強，在戰斗中從上到下都頗為堅強。各縱隊雖經過3次到4次的火線編隊，但沒有叫苦的。

　　但是，黨中央、毛主席抓全軍紀律，越是取得重大勝利之后抓得越緊。6月指示之后不久，中央軍委又對整頓全軍紀律發出了《訓令》，要求“全軍各前委、各軍區、分區、縱委、師委”，均須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及整頓紀律問題，均須作出關於此兩項問題的簡明扼要的決議，而且明確規定：“兩項檢討應分別開會，不要混在一次會上檢討，須寫出兩個決議，不要將兩項問題寫在一個決議上”。直至指令，若有某一縱委、師委、軍區、軍分區沒有開會檢討，沒有作出決議，必須補開，補作，以此定為一項紀律。所以這樣嚴厲要求，三令五申，就在於我們要有“鐵的紀律”，“達到全黨的政策與紀律的完全統一，以便迎接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使我黨我軍能夠更加成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務”①。

　　①《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12冊，第316頁。

　　正是新式整軍運動的繼續進行，和整黨相結合，才有了全軍執行政策和紀律的提高，創造了許許多多動人的事跡，為1949年向全國勝利進軍，模范地執行“約法八章”，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