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互助合作的發動與鄉村干部教育【2】

二、強化互助合作意識：鄉村干部訓練班

集體化是中共執政伊始即已確立的目標，如何順利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化是中共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征糧、減租退押以及土地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廣大鄉村干部成為繼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關鍵對象。作為鄉村干部，他們有著與中央步調一致的內在驅動力﹔但作為普通農民，他們則存在根深蒂固的傳統私有觀念。可見，在鄉村干部中需要盡快強化互助合作意識。在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部署下，各地通過開辦鄉村干部訓練班的形式，幫助基層干部接受中共在土地改革后的奮斗目標。

達縣於1952∼1953年開辦了多期鄉村干部訓練班，參加者既有在任的鄉村黨員干部，也有土地改革中涌現的積極分子乃至農協等團體的非黨員干部。在1952年12月18日至1953年1月3日舉辦的一期訓練班中，參加學習的干部為362人，其中包括鄉長10人、鄉農協主席25人、村長153人。據調查，這些學員的總體特點是：“大部分是在土改中培養出來的老實農民，缺乏文化，能力較差，對問題接受較慢”。﹝15﹞舉辦這些訓練班，固然是為了消除鄉村干部們存在的“換班”、“鬆勁”思想，但通過集中授課、討論的方式強化他們對互助合作的認識，可以增進他們對中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認識，為即將或正在開展的合作化運動做准備。

首先，針對干部們存在的“酆斯雲思想”，訓練班採取了“反向動員”的方式進行。[8]（美國社會學家米拉•馬克思•費裡認為，通過突出強調集體性災難的威脅來引發“反向動員”有時更為有效。參見〔美〕艾爾東•莫裡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著，劉能譯：《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為打消干部存在的“換班”思想，訓練班“根據干部一般情況，首先進行思想動員，總結工作，以土改后地主反攻的實例來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覺悟和警惕性”。經過教育與集體討論，八區河市鄉五村村長龍仁喜說：“土改后我認為土改了地主階級也打垮了，還有個啥子事嗎，再加上我的生產也無法解決，群眾也不攏（來），因此我就回家埋頭生產去了，三個月都沒有到村上。”在聽了地主反攻[9]（達縣屬原川陝蘇區范圍，紅軍撤離川北后，立即遭到了一些返鄉士紳民團組織的清算，不少留在當地的紅軍干部和家屬被殺害。）的事實后，他表示：“我決不怕一切困難，堅決是要干到底”。﹝15﹞可見，訓練班採取的這種動員方式，事實上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其次，通過集中授課、討論的方式，闡述土地改革后中共的奮斗目標，幫助鄉村干部樹立互助合作意識。據調查，達縣鄉村干部知識水平整體低下，他們對於“共產黨”、“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以及“共產主義”等概念並無清晰的認知。如在1952年10月舉辦的訓練班中，“知道一些共產黨的基本知識”的學員僅佔學員總數的8%，一些人雖然知道“共產黨處處（是）為人民利益的……但不知道共產黨究竟是干什麼的”﹔東惠鄉周國良說“共產黨是個人”，羅某某說“共產黨是個目標”。﹝16﹞對此，訓練班首先圍繞什麼是共產黨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共產黨員的八項標准展開講授並組織討論，互相啟發。在經過小組反復的討論以及個別談話后，學員們“認識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工人階級組織的一切最高形式，同時是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黨”。﹝15﹞在講解工人階級為何能成為領導階級的問題上，訓練班採取了“工人用機器大生產，與農民用落后生產工具進行個體小生產，工人的集體生產養成的團結組織性，集體主義思想聯系農民個體生產養成的散漫自私保守思想”進行對比教育，﹝17﹞使學員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訓練班裡的人員聚集與思想碰撞有助於取得共識。據中共達縣縣委組織部調查，不少鄉村干部在受訓前，還對“公有化”持抵觸情緒。干部唐昌艱認為，若“土地歸了公，沒人願做活路（方言，即干活——引者注），會造成很多懶漢”。一些年齡偏大的干部還“感到悲觀失望”。如李承平說：“我五十幾了，享受不到那個幸福日子，那不是空淘神（即白忙活）嗎”。﹝18﹞有的干部則對共產主義的“公有”認識不清。如羅家壽說：“共產主義社會不分你的我的，穿吃一樣，才是天下農民一家”﹔還有的人說：“富農田地多，到共產主義不交出來就斗”。針對鄉村干部中存在的這些偏差，訓練班主要採用了“榜樣教育”的方式，如以蘇聯集體農庄中“山坡上能用機器耕種”為例，指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同時，對共產黨奮斗的最高目標——共產主義進行解釋：“共產主義社會是建筑在大生產基礎上，生產資料才歸公有，生活資料仍是私有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動分配”。﹝17﹞盡管這種對於共產主義的解釋與馬克思的經典敘述有所出入，但對於打消干部們的疑慮、達成公有制的共識則十分有效。

共產主義目標究竟應該如何實現？訓練班的做法是，首先讓學員們在思想上“明確革命的方向，有信心和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英勇奮斗”，然后“再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輪廓擺出來，使（學員）看到前途”，“批判與克服學員現存的苟安思想，指出目前革命還沒有成功”，同時指出具體實現途徑，那就是必須先進行“農村目前的互助合作運動”。﹝17﹞通過這種遠近結合的方式，既描述了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又指出了互助合作運動是具體實施步驟，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互助合作”意識的形成。事實上，共產黨當時在農村有很高威望，充分“証明了有能力讓農民富裕起來”，﹝19﹞加之干部們在訓練班中強化了互助合作意識，使得鄉村干部們形成了普遍的共識：通過互助合作運動，走集體化道路，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例如，達縣舉辦的一次訓練班結束時，村干部黃志碧即明確表態：“土改后認為莫事，只是搞生產，這陣方知道革命還早，要到共產主義社會，回去后一定好好搞”。﹝17﹞

在思想層面而言，消除在鄉村干部中存在的“酆斯雲思想”以及幫助他們樹立互助合作意識，認識互助合作運動的意義，是此次教育運動的重要內容。但是僅僅有思想教育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組織層面的落實，這就是結合舉辦訓練班開展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將其中表現積極者吸收入黨，使他們在互助合作乃至集體化運動中發揮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