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中心建設中北京角色作用探析【2】

二、首都建設與發展——拓展政治中心的內涵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國民黨統治下的封建性質的特別直轄市，轉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首都、政治中心，其城市的性質功能與定位不再取決於舊社會統治者利益的需要，而是要適應新中國的發展需求。此時，如何開展首都的各方面建設，完善其作為政治中心的各項功能，突出政治中心的內涵，是北京市委、市政府面臨的重大難題。

（一）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政權建設的初步嘗試

北平解放初期，為適應新中國的政治中心的角色需要，北平市委積極進行政權組織形式的探索，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領導廣大市民參政議政、管理國家事務，建立和鞏固了新民主主義政權。

北京市委從實際情況出發，召開了多次具有代表會議性質的座談會，解決土地房屋等一些重大問題。在做了充分的准備之后，北平市委向中央打報告申請召開一次全市各界代表會議。中央基於北平市委之前的工作探索及實踐，於1949年7月31日，致電各中央局和分局，要求“凡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兩個月至遲三個月后，即應召開各界代表會議，以為黨與政府密切地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方法之一[5]”，並轉發北平市委關於召開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供各地參考。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會議上通過了軍管會和市政府的工作報告，各界代表審查和處理了大會提案248件，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市政報告的決議》和《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宣言》《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組織條例》。此外，《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議事規則》《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會場規則》這幾個文件的制定，為全國制定同類文件提供了經驗。中央對北平召開的這次會議給予高度重視，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並講話。8月13日，毛澤東出席會議，向全國發出號召：“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並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准備條件”。並說“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6]

1949年9月下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召開后，北京市委依照全國政協一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有關規定，根據毛澤東在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積極籌備召開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49年11月20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地方人民政權建設的示范》的社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致開幕詞，他指出，“這次會議，有著廣泛的和充分的代表性。從此，我們北京市各界人民就直接管理自己的政權了。隻要北京市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團結一致，新老工作人員團結一致，我們就能克服一切困難，迅速發展北京市的各項建設事業，建設人民的首都。[7]”會議歷時三天，選舉出了市政府組成人員。選舉出的13名政府委員中，中共黨員有7人，黨外人士6人，是名副其實的民主政府。這種選舉有黨外人士組成的人民政府的做法，在全國還是第一次，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最后，大會通過了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的決議，並選舉產生了協商委員會正副主席和委員。北京這種在會議閉會期間設立協商委員會作為它的常設機關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11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協商委員會的職權給華東局的電報》中指出：“上海第二屆各界代表會應選出四十人左右的協商委員會，其職權為在各界代表會議閉會期間向市政府提出建議案，並為下屆各界代表會議准備議程及議案。請參考北京《人民日報》所載北京第二屆各界代表會所選舉的協商委員會。[8]”

經過兩屆市人民代表會議的成功舉行，北京市過渡時期的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逐漸走上正軌，並且其積累的重要經驗為全國各地開展相關工作提供了示范。在此基礎上，北京市委還積極探索基層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根據中央的相關精神，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從1950年5月31日起，北京市先后在第六、第七、第一、第五等四個區作為試點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解決了各區人民急需解決的福利問題，檢討了政府的工作，進一步密切了人民和政府的聯系。為了讓中央及時掌握情況，以更好地指導全國工作，北京市委總結了北京市四個區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七條經驗，形成《北京市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初步經驗》報告，報送毛澤東並中共中央、華北局。8月9日，毛澤東向各地批轉了這個報告，批語稱“茲將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內各區開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發給你們參考。我們認為大城市的各區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請各大城市市委考慮實行。[9]”

至1954年8月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北京市一共召開了四屆十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並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這種創制行為不僅使得首都在建設人民民主政權方面做出了新舉措，加強黨和政府與人民的聯系，為恢復與發展生產、開展各項建設事業准備了條件﹔並且在北京市的積極探索和帶動下，全國其他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都相繼開展，這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成熟的條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開拓過程中，北京作為新中國的政治中心，發揮了其獨特的作用。

（二）首都城市建設——構筑新中國的政治象征

隨著社會的逐步穩定和政權建設走上正軌，首都城市建設的任務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北京市委多次強調：我們的市政建設方針是為中央、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三為”方針是北京城市建設的總方針，也是當時市委領導各項工作的一條指導方針。這項方針體現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在國家層面的角色擔當，反映了國家和人民的需要。

整修中南海為中央機關辦公所在地。1949年初，北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進駐了北平香山。當時，由於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主要負責同志，經常頻繁地往返於香山與中南海之間。考慮到工作方便和確保安全，當時的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同志，於1949年7月給中央寫了報告，請毛主席搬進中南海居住和辦公。北京市協助整修了中南海，大約在1949年8月，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央機關開始向中南海搬遷。此后，中南海正式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行政機關所在地。

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關於行政中心的定址問題，意見不盡一致。梁思成等一些專家，主張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放在北京西郊的新市區。另一種意見主張把行政中心設在舊城區內，認為這樣合理且經濟，可以更好地保護文物古跡，發揚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文化。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在聽取各方面專家意見之后，中央和北京市委採納了把行政中心放在舊城的意見。這是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作出的選擇。在行政中心的確立過程中，北京作為規劃的重要參與者、建設的具體實施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便利中央機關在城內辦公，除了整修中南海之外，北京市委為全國政協興建了供開會和辦公用的政協禮堂。隨后在長安街、朝內大街、公主墳以西、三裡河、百萬庄、和平裡、地安門等地，修建了許多中央和部隊機關的辦公用房。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的中央機構都在北京辦公。

建設首都的標志性建筑。建國前夕，經過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的周密研究，將開國大典的場地定為天安門廣場。建國前天安門城樓經過長久的戰爭侵蝕，已經覆滿風塵。1949年8月，為迎接開國大典，北京市委市政府對天安門城樓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和修整，粉刷城樓使其重煥光彩。與此同時，開辟出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在城樓前豎起升降國旗的設施。1949年10月1日，裝點一新的天安門廣場迎來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國家主席毛澤東在這裡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成立，自此，天安門廣場對於全國人民具有了非比尋常的重要意義，成為中國的第一標志性建筑、首都的心臟。1958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建設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釣魚台國賓館、民族飯店和華僑大廈十大建筑作為新中國首都的標志性建筑。

協助國家做好外交工作。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決策，北京市不承認國民黨時期駐京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切賣國條約，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北京開辦的宣傳機構。逐步收回國民黨時期駐京的美、法、英、德等國的兵營產地權，征用兵營的建筑物。另外，北京市委根據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協助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在北京修建領事館或辦事機構，解決使館人員的工作、住宿問題。1955年起，北京市政府還在建國門外的齊家園附近，建外大街北側、日壇公園西南側開始修建第一使館區——建國門外外國駐華使館區。第一使館區主要聚集了一些蘇聯等社會主義的國家使館，體現了中共當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成為中國與外國交往的重要地區。

（三）在社會改造運動中示范全國

“在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絕不能允許再有任何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殘余來壓榨、勒索和侮辱我們人民”[10]。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中心的建設是一個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畸形特征逐一矯正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犯罪、腐敗、失業和其他罪惡較少的城市。這一點，對於北京來講，具有非常積極而深遠的意義。北京市委市政府積極開展郊區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社會改造運動，鞏固了人民民主政權，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陳風舊俗，樹立起愛祖國、守秩序、艱苦奮斗、勤政廉潔的好的社會風氣，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更為重要的是，在北京一系列工作的開展中，北京市的一些做法決心大、行動快，多次被中央作為典型經驗推廣全國，發揮了其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獨特示范作用。

從1949年冬到1950年春，北京郊區分批進行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這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北京郊區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兼顧城市未來的發展，注意保護與發展生產力，注意城鄉社會的穩定，制定出了不同於一般地區農村土改的政策：一是實行土地國有，“沒收所有地主之土地，並征收富農出租之土地，統一由本市人民政府管理並酌量出租”[11]﹔二是不平分土地，由政府分配土地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使用，村裡不靠土地為生的非農業人口不分土地，農民對土地隻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市委在調劑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上實行“四不動”、“五動”的辦法，通過這些調劑辦法，基本上解決了無地或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中共中央對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十分重視，尤其是避免老解放區在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從北京的實際出發制定政策的經驗。1950年6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一項重要議程是討論土地改革法草案，《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總結》作為參閱文件印發了會議。政務院1950年1月發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十一月公布的《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明顯地吸收了包括北京在內的大城市郊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其中的一些規定與北京郊區相關土地改革政策是相同的，使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12]

此外，北京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會運動實施較好，整頓了社會風氣，在全國發揮了政治中心的應有作用。通過鎮反運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506名,處決940名,給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北京的反革命勢力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使首都的社會治安秩序出現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其中，在鎮反運動實施過程中，北京市創造了許多重要的經驗和做法，如大張旗鼓加強鎮反宣傳、摧毀一貫道等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經驗推廣全國執行。據統計，從1950年11月至1951年4月，毛澤東先后5次批轉了北京的鎮反經驗，要求各地學習仿效。[13]北京市的三反五反運動，有效地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敗分子，打擊了不法資本家，對於清除舊社會的污毒、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樹立國家工作人員廉潔奉公、艱苦朴素的作風，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為中央提供了開展運動的經驗。據統計，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北京的經驗和做法先后6次被毛澤東批轉全國仿行，有力地推動了全國三反、五反運動的深入開展。[14]起到了一個政治凝聚和政策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