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中心建設中北京角色作用探析【3】

三、北京的社會轉型——鞏固政治中心的地位

1953年起，我國開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北京也積極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加速推進“一化三改”。通過大力發展工業鞏固政權基礎以及政治中心的角色定位﹔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社會主義軌道，消滅了城市經濟中的投機勢力，而且清除了近代以來一直發揮重要影響的北京商業手工業中的封建因素。北京也真正地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

（一）把發展工業作為鞏固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的重要途徑

北京在解放前一直是一個封建消費中心城市，缺乏現代工業基礎。據統計，1949年，北京全市的工業總產值按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計算，隻有1.677億元，僅為上海工業總產值的十五分之一。[15]1953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群眾游行隊伍時，看到工人數量少，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16]北京市委市政府認識到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僅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是不夠的，必須大力發展其他行業用以支撐其作為政治中心的角色。隨著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市委提出北京“應當也必須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當時首都大力發展工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首先，如果不這樣做，首都只是一個消費水平極高的消費城市，無法在經濟上有利支撐起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其次，大力發展工業，增加工人階級在首都總人口中的比重，雄厚的群眾基礎對建國初期國家政權的穩固極為重要﹔第三，大力發展工業，有利於中央各部門在家門口直接吸取生產經驗以指導全國，也有利於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第四，北京附近有資源和建設大工業的便利條件[17]。1953年9月，依據國家“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和要求，北京市也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邁開了實現工業化的大步。通過“一五”計劃順利實施，北京市超額完成任務，工業化得到極大發展。到1957年，北京市的工業總產值已經達到了23.09億元，佔全市社會總產值的60%以上，其中現代工業產值佔74.3%，比1952年增長了177%[18]。北京工業在全國工業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2%上升到3%。其中煤礦、鋼鐵、紡織業都有了較大發展。尤其是北京電子工業的建成投產，在酒仙橋地區形成了全國最大的主要為軍工服務的電子工業基地。從根本上扭轉了長期以來我國電子元器件依賴進口的被動局面，並帶動了全國和北京市電子工業的發展。在當時，北京大力發展工業有其必然的時代背景及需求，通過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北京逐步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變，為政治中心的建設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當時中國處於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時期，北京通過大力發展工業，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迅速壯大，從1949年的15.6萬人增長到1957年底的34.1萬人，這為社會主義首都的建設提供了強大的階級基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由於地緣、資源、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中央領導常親臨一線，關心、指導北京的工業建設，同時在北京創制典型推動全國工作。[19]正如周恩來在視察石景山鋼鐵廠時說的那樣：“你們在北京，政治待遇很高，……應該帶頭，做出一個榜樣給別人看[20]。”

（二）率先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北京市在中央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工作，並且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完成三大改造工作。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市委抽調干部下到郊區進行宣傳，動員農民入社，針對合作社較大發展出現問題時，及時派出工作檢查組到各區、鄉進行調研，並且及時發現問題上報中央。1955年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北京市關於農業合作化方面的積極探索給予肯定，書中所收176份材料中有七個北京郊區的經驗。書中的按語部分肯定了北京郊區農業合作社發展中積累的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合作社遠景生產計劃、主要依靠社員解決生產資金、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實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渡等經驗。在私營工商業方面，當時一些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改造抱有抵觸態度，有的甚至“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北京市委積極開展工作，引導那些對公私合營持積極態度的企業首先實行公私合營，然后通過這些企業合營后展現的良好氣象，從而帶動更多的工商業者進行合營。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樂鬆生任經理的同仁堂藥店為首，全市三百二十七家國藥店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並帶動許多行業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截止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這標志著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完成三大改造。1月15日，經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慶祝北京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正在北京出席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各省市和自治區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慶祝大會。1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北京市各界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的盛況，並配發《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論，指出：“在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光榮的首都郊區的農民、首都的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起了積極的帶頭作用，走在高潮的最前面。”

北京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消息，以及中央在這一階段批轉的北京市社會主義改造相關經驗，對全國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最集中的上海，4天內批准實現全市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和手工業合作化，並於1月21日舉行各界人民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隨后，全國各大中城市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慶祝大會此起彼伏，呈現出熱熱鬧鬧廢除私有制的社會景象。1月10日后一個月內，全國有118個大中城市和193個縣的私營工商戶，都實行了公私合營。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標志著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與此同時，北京先后召開了第一、二黨代會和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健全了首都黨政領導體制，特別是1956年召開的中共北京市第二次黨代會，提出全市中心工作任務是：根據中央指示，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和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加速建設社會主義首都。1957年制定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對首都的性質做了明確規定，提出北京是我國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學技術中心，標志著對首都政治中心的認識日益深化，從組織上、功能上鞏固了政治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