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序幕——南寧會議【2】

柯慶施的“乘風破浪”

　　1957年11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時，64個國家共產黨的負責人雲集莫斯科開會，毛澤東親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參加。這時，赫魯曉夫提出“15年趕超美國”的目標。“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上也超過先進國家”，這是從列寧到斯大林的戰略思想，斯大林在1939年講過“10∼15年超過”的話。這種想法也影響了毛澤東。1955年他談過用10個到15個五年計劃趕上並超過美國的設想﹔《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提到：“准備以8個至15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赫魯曉夫提出了這個口號之后，毛澤東在莫斯科各國黨的代表會上說：“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他是以鋼為標准說的：“我們今年有了520萬噸鋼，再過5年，可以有1000萬噸到1500萬噸鋼，再過5年可以有3500萬噸至4000萬噸鋼。”“以鋼為綱”的思想，可能於此萌芽。

　　關於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和改變八大路線方針的思想觀點，以及“15年趕超英國”的雄心壯志，當時在言行上跟得最緊，因而很受毛澤東贊賞的人之一是上海黨的領導人柯慶施。柯是后來大躍進“萬馬奔騰”時，“一馬當先”，睨傲一切的人物。1957年11月13日，柯慶施到杭州參加浙江四級干部會議，做了一個長篇報告（1.8萬字），主要談“關於矛盾的問題”（約佔一半篇幅），開宗明義就說道：“主席在三中全會指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矛盾，概括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我們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為了解釋這個判斷同八大決議沒有矛盾，柯是這樣說的：“有人說：‘你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這與八大決議是不是矛盾了？八大決議沒有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這是由於大家沒有好好看。八大決議講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了，現在又講階級斗爭，而且講階級矛盾是主要的，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的，因為階級斗爭解決的問題是所有制問題，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了，階級斗爭應該說基本結束了。基本結束了是不是說沒有階級斗爭了呢？那誰說過呵！不但沒有說過，八大決議還說：‘毫無疑問，我國人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而斗爭，還必須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而斗爭，還必須為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不堅決進行這些斗爭，是決不許可的’。解放台灣是什麼矛盾哪？最后消滅剝削制度是什麼矛盾哪？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是什麼矛盾哪？這不是階級矛盾嗎？八大決議接著又說：‘但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主要是從階級斗爭結束之后，我們要很好的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這個角度來說”。柯慶施這種說法的強辭奪理是顯而易見的。下面他仍不能不引用八大決議這一段話：“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柯慶施由此講到共產黨的“斗爭策略”：“這裡不是說得很清楚嗎？第一，基本結束是講所有制問題解決了：第二，基本結束不等於完全結束了。所以這次的提法與過去基本上沒有不同。但有一點，過去是分散提的，這次是集中提的，過去為什麼分散的提呢？八大的時候，人家敲鑼打鼓、興高採烈地接受改造，把財產交給國家，你那個時候還說“‘階級矛盾是主要的’，那個話就不得人心。那麼現在呢，我們說：‘你心裡還不服氣，我們還要來一個政治戰線上、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原來他以為‘我把財產都交了，我已改造完了’。他尾巴翹得很厲害，在這個時候，你讓他翹一翹，翹得很厲害，然后你可以說：‘你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呢？所有制問題解決了，但政治戰線上、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解決’。所以現在集中提一提很需要，這就叫做斗爭的策略。在什麼時候我們應該著重什麼提法，這是要有策略的。”這就是說，共產黨講的話，代表大會作的決議，都是可以隨機而變的。說白一點：刀把子總抓在我共產黨手上，“爾為魚肉，我為刀俎”，你什麼時候“不老實”，“不服氣”，“資產階級”、“右派”帽子就請戴上﹔“階級斗爭”這把刀子隨時可用，一用就靈，不怕你不服氣。

　　柯慶施的這種解釋，即階級劃分的“理論”，不僅是所有制問題，還有更關緊要的“思想戰線”問題，要從思想上劃階級。這個報告在起始時，這樣談到人民內部矛盾有兩種不同范疇的問題：“一種是屬於改造性質的——資產階改造、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改造。所謂上層小資產階級，在農村就是富裕農民。一般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改造問題不大，但富裕中農的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資產階級的改造那就需要很長時間了。”他們中間“還包含一個問題，對社會主義道路動搖問題。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上說：他們不服氣。不服氣怎麼辦呢？這裡就分兩種人：一種不服氣厲害的人，就成為右派分子，要跟我們較量一番﹔一般的人不服氣，但他也就算了，你今天做一點工作，同他說一說，對他的安排注意一下，他就服氣了。明天呢？明天還不服氣，這樣在那兒動搖。所以政治戰線上還要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兩條道路問題還沒有解決，所謂沒有解決，包含兩種意思：少數的人堅決抵抗社會主義道路﹔大多數是動搖。……動搖的就不要打倒他，要慢慢地教育他、改造他。所以大多數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政治、思想上的兩條道路問題就沒有解決，他們處在中間狀態。為什麼會把他們放在人民內部呢？因為他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分子，沒有拿刀拿槍來打我們。人民內部叫做什麼問題呢？叫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這裡上層建筑是指的什麼呢？就是意識形態。經濟基礎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意識中還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的殘余或者影響。對於代表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請看柯慶施是怎樣說的：“尤其麻煩的是兩種人：一種是上層小資產階級，一種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隻要工人說幾句話，他就縮回去了﹔他要是說鬼話，要是有什麼違法行為，隻要隨便向他算一算帳，他就受不了。……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第一，他說他有學問，他認識幾個字，他尾巴翹得很高﹔第二，他說他沒有剝削人家﹔第三，學生中他有影響，他還有點群眾基礎。這個事情是比較難辦的。你不能隨便把他捉起來，殺掉，所以我們要對他做很多的工作，還是要團結——批評——團結。”然后，他講到“人民內部矛盾怎樣解決呢？毛主席提出的叫做不許壓服，隻許說服。什麼是說服？說服的辦法是什麼？這就是大鳴大放、大爭大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擺事實講道理。”他還談到自己的經驗：“記得在杭州開會的時候，主席曾經問怕不怕，我說我也怕也不怕。從大的道理上講，我不怕，因為軍隊在我們手裡，槍杆子在我們手裡﹔可是這麼一放以后，究竟放出什麼玩意來，鬧出多少問題，放出什麼結果，放出后怎麼辦，這麼一些具體問題我們摸不到底。……現在呢？我摸到了底，有了經驗，我就不怕了。”“這次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毛主席告訴我們：你們負責同志一句話不說，坐在那裡硬著頭皮去聽。”柯慶施介紹了自己的經驗：“有的時候實在聽不下去了，我就借抽煙的名義，走到后面去喘一口氣。為什麼要這樣？因為讓他充分去說，不僅說而且把他在報紙上登出來，這就使得右派分子的面目完全暴露了以后，你就反他的右派。思想問題，讓他充分說清楚，知道他問題在什麼地方，最后我們擺事實講道理。”

　　一個多月后，1957年12月25日，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又一個長篇報告（3萬字），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其中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報》全部轉載，並在文首刊有以下的編者按：“柯慶施同志的這個報告，雖然大部分是關於上海的情況和問題……特別是報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柯慶施同志在報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於國內的主要矛盾，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及其正確的處理，都作了詳細的分析和闡明。這一部分中還談到了對1956年工作評價，批判了那種認為1956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的錯誤的說法，說明了多、快、好、省勤儉建國方針的正確性。這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報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黨內干部的思想狀況，提出了發揚革命朝氣，打掉官氣，實行勞動鍛煉，深入基層、聯系群眾的制度，以及培養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等重要措施。”

　　關於國內主要矛盾，這個長篇報告在行文方面比浙江的報告顯得禮貌些，柯慶施在報告中是這樣說的：“1956年初達到高潮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手工業三大改造運動，標志著我國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的矛盾基本解決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徹底、最深刻、最廣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變，不但還沒有完成解決經濟戰線上的問題（所有制還沒有完全改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的發展還很不充分），尤其還沒有完全解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的總綱裡，就著重地指出：黨仍然面對著‘徹底消滅剝削制度，並且杜絕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的嚴重任務。因此，階級斗爭還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在整個過渡時期，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不過在所有制基本改變以前，這種矛盾突出地表現在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即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變之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現在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即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不相適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還不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甚至還企圖奪取這種領導權，從而破壞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

　　柯慶施在報告中談到上海的一五計劃完成得很好，工業產值超過計劃16.3%﹔右派進攻遭到嚴重失敗，上海是一片大好形勢。可是，“有一部分同志曾經認為我們上海的各項工作都‘冒進’了。對上海工業方針的爭論就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上海各方面的工作發展得這樣快，是不是‘冒進’了？”他認為不是“冒進”，而是“正常”。他引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那段談“右傾保守思想作怪”的話，“毛澤東同志這段話，值得我們反復地閱讀和思索”。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我們有些同志的思想難道不是這樣的嗎？”然后關於一定要貫徹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講了下面這樣一大段鼓勁的話：

　　“我們認為，既然是干社會主義革命、干社會主義建設，干這種前無古人的事業，干這種同帝國主義爭時間、比速度的事業，那就必須有一股革命的干勁，那就必須對上海的各種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因素採取積極的態度，並且爭取把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根據國家的統籌安排，千方百計地出主意，想辦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因此，在我們看來，凡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這才是正常現象﹔不去努力做到，這才是不正常現象。否則，就談不到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就談不到盡可能快地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因此，我們應該堅決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勤儉建國方針。這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方針。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認真﹔為了省，就需要儉，也需要努力，需要認真。這個方法，是既反對了右傾保守，又反對了急躁冒進。這是一個促進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針，是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應該採取的唯一正確方法，而且是一個已經在實踐中証明行之有效的正確方針。在執行這個方針的過程，也可能發生個別缺點和錯誤，但是決不能因此對整個方針發生動搖。曾經有些人同黨的看法相反，他們把這種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進，看作是‘好大喜功’。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還是相反。試問，經過一番努力能夠使社會主義前進得快一些多一些，這難道是錯誤嗎？難道我們能夠說，經過一番努力就能夠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會主義事業前進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確的，才是正常的嗎？難道我們堅決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責備，而執行相反的方針才應當受到贊揚嗎？當然，贊揚的人是有的，但決不會來自渴望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的廣大人民。因此，我們必須批判這種實際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這種思想已經給我們造成了一些損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方針不大提了，貫徹“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規劃也執行得不帶勁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勁低落了。這才叫做不正常現象。在整風運動中，必須批判這種右傾保守觀點，改正各種不正常現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設高潮，促進建設事業的新高潮。”

　　在報告的第五部分中，柯慶施也比較搶先發表了15年趕上英國的問題：“在15年后，蘇聯的工業在最重要的產品和產量方面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期間，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在后面。”為達到這個目標，他講到上海的12項任務。第一項是“大力發展工業生產”﹔其中說道：“一般輕工業，紡織工業、機電工業、化學工業部門要根據具體情況，爭取若干質量較低的主要產品，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步地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或美國同類產品的質量水平。第二項是“爭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計劃案）的提前實現”。“其中糧棉產量在正常年景下，還應當大大超過《綱要》中所規定的指標，爭取在5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0斤到2000斤，皮棉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斤到200斤”。此外，其他各項任務中，還有這樣一些指標：爭取在5年內，“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佔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學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在10年內，大學生中工農成分要達到70%以上，勞動好的青年應優先錄取”﹔“爭取3年內，使上海市區和郊區基本上無蚊、無蠅、無鼠、無雀、無臭虫、無蟑螂、無釘螺，5年內徹底做到，並堅持到子孫萬代。市區有條件的地方，1958年就應徹底做到”。報告的未尾，寫得如此生動，如此富有文採：“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乘風破浪’。我想很可以用這句話來描寫我們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我們的前面有浪，這就是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種困難。但是我們的后面有風，這就是廣大的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的日益高漲的革命積極性。這是一股具有無限潛力的風。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風，隻要我們堅決依靠群眾的這種革命積極性，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任何困難。讓我們用乘風破浪的革命氣概勇敢前進！我們一定能夠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一定能夠加速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一切任務，一定能夠在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的事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柯慶施的這個報告，當時有其內外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就黨內而言，及時地直接地支持了毛澤東批判反冒進准備大躍進的思想，為南寧會議作了先導，可能毛澤東常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現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諸候”們中找到了“知音”，尤其上海是工業的“半邊天”。他需要“知音”們的支持，否則孤掌難鳴。因此，在南寧會議上大大夸獎了這些“知音”們，說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就黨外而言，柯慶施這種文章為制造全國輿論鳴鑼開道，《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面且，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即以《乘風破浪》為題，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極為毛澤東欣賞，在南寧會議上予以表揚，社論說蘇聯兩顆人造衛星上天和各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在幾十天中間，把整個世界形勢改變了”。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的力量勝過帝國主義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勝過戰爭的力量’。社論宣布：“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必須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掃除消極、懷疑、保守的暮氣。1955年底至1956年初的干勁，曾經造成1956年的我國經濟事業中的大躍進。目前，這種干勁又在活躍起來，顯出威力來了。”社論也引用了古語：“乘長風破萬裡浪”，最后說：“讓我們乘風前進！讓我們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特別表揚柯慶施這篇“乘風破浪”的文章時，對周恩來說：“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周恩來隻好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接著還說了上海是我國工人運動策源地這樣的話。

　　由於1956年反了冒進，陳雲在南寧會議上也挨了批評，他是財經方面主要負責人，自不免首當其沖，到南寧時我就聽說，柯慶施早就在主席面前攻擊過陳雲：對下面卡得過死。有一個具體事例，即上海要建一個大煤氣工程，沒有被批准。1958年我同陳雲接觸時，陳向我說過這樣的話：柯慶施是一個手中隨時拿著大棒的人。

　　從1958年南寧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這一段期間，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感到柯慶施是大躍進中的關鍵人物之一。現在將他這兩個報告的要害部分摘錄下來，對“大躍進”這段歷史的研究自是一種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