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序幕——南寧會議

○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批評反冒進，“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夸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刮起了一股反冒進風”

○柯慶施說“上海的形勢一片大好，沒有冒進”，及時直接地支持了毛澤東，為南寧會議做了先導

○把反冒進同右派進攻聯系起來，“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

○批評國務院尤其經濟系統的工作作風，毛澤東說“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是強迫簽字”

○形勢是一邊倒，周恩來、陳雲等反冒進的主角首當其沖，不得不一再檢討

　　南寧會議於1958年1月11日開始，到22日結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討論三峽問題參加會議的，竟意外地被任命為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從此就卷入了“大躍進”的漩渦之中。

　　南寧會議可說是當年“大躍進”的序幕。參加這個會議的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外，還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區並中南各省負責人柯慶施、李井泉、歐陽欽、張德生、劉仁（代林鐵）、史向生（代吳芝圃）、陶鑄、王任重、楊尚奎、周小舟、劉建勛，中央工業各部有王鶴壽、趙爾陸、黃敬、還有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數了。現在來回顧這段歷史，對於當前和今后的經濟建設，怎樣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疑還是很有意義的。

反冒進問題的前因后果

　　南寧會議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錯誤”，從而為“大躍進”作了思想先導。

　　1956年反冒進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主要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而實際是經濟建設方針上，由於毛澤東跟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意見不一致而來。這就需要回顧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況。

　　由於缺乏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隻能照搬蘇聯的一套，156項骨干工程由蘇聯援助，整個計劃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得很好。這些做法，雖然當年隻能如此，但毛澤東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①。三大改造已經不同於蘇聯，尤其在農業改造中，大加批判實際並不存在的“小腳女人”右傾保守之后，農業改造一馬當先，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改造急速加快，敲鑼打鼓，3年完成了原來15年設想之事。根據“廣大農民群眾中存在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種某些表面現象的認識，以及當時國際形勢的趨於緩和，毛澤東認為應當不按常規走路，以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他首先考慮的是農業，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農業十七條》。隨后於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最主要的一條即到1967年，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黃河以北400斤、黃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計算，1967年糧食年產量為1萬億斤，超過過去設想水平的80%，棉花為1億擔，更超過1倍多。同時，又認為應趁此良機加快工業的發展，工業不能跟農業脫節，中國工業化以及科教文衛等事業的規模和速度，都應當擴大和加快。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談話。

　　早在1955年夏，國務院曾根據各部的設想，討論並編制過15年（1953——1967）遠景和二五計劃的輪廓：1967年，糧產量達到6000億斤，棉花5600萬擔，鋼180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15年平均年增長9.5%。毛澤東對這個設想是不滿意的。他批評領導機關的思想嚴重落后於實際。在1955年12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毛澤東這樣明確說道：“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許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高潮》一書正式出版，毛澤東上述思想在黨的會議上傳達，立即在全國上下產生了廣泛影響，關於工業建設應力求多快好省作為一個方針，這四個內容不同又相互聯系的字，是由周恩來、李富春、毛澤東先后提出並最后形成的。但他們提出時著眼點不同，毛澤東強調多與快，周恩來則強調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奮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從而使得各級計劃部門和經濟部門出現了冒進的偏向，大上基建項目和增加基建投資，職工一年增加200多萬人，造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的緊張。1956年1月中旬，在黨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談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計劃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隨后2月間，在國務院的有關會議上，由周恩來主持，幾次壓縮指標，壓縮年度基建投資，反對盲目冒進。他還這樣談到：“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①。經過這樣“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資仍比上年增長60%，當年基建多用了20億元，市場多售糧110億，財政和信貸多支出30億元（佔財政支出1/10），不得不多發了10多億元票子，造成國家財政的緊張。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頁。

　　由於周恩來和陳雲、李先念等的努力，國務院向6月間召開的人大會議的報告中，寫上了急躁冒進是經濟建設中最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為配合黨中央、國務院開展反冒進，劉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論刊《人民日報》，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關於堅持兩條路線斗爭，有什麼傾向反什麼傾向，作了深入闡述。由此，反冒進在全國上下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從而為向黨的八大提出一個合乎實際情況的二五計劃的制訂，創造了有利條件。后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這樣談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經濟建設必須堅持“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成為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的共識。在壓縮指標，反對冒進上，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或同有關人的談話中，都沒有提出過不同的意見。但由於已經有了工業速度應當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華民族應當有點雄心壯志的氣概，他只是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話中，講過這樣的話：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顆氫彈，不大算數，中國要超過它，首先是接近它。關於發展速度，他當時認為中國應當比蘇聯快一些。

　　從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劉少奇和毛澤東先后聽取了國務院所屬34個部委（主要是經濟部門）的匯報，為黨的八大和二五計劃的制定，作調查研究准備。在匯報中，除了各業務部門本身的具體問題外，涉及到經濟建設中許多全局性的問題，當時適逢蘇共二十大召開，期大林的蓋子揭開。在經濟建設上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輕視輕工業，農業長期停滯，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等等，問題甚多。他們兩人在聽取匯報時，都有許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話，說明他們根據中國的國情，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許多新的設想，在探索一條不同於蘇聯的新的發展道路。這樣邊聽邊議，最后毛澤東總結為十大關系問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之后，隨即於5月間的最高國務院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個報告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的原則問題：首先必須正確處理積累同消費、重工業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必須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三者之間利益﹔優先發展生產資料時，必須同時注意生活資料尤其糧食的生產，提出農業與工業並舉的方針等。其次，合理解決經濟建設的布局，大力發展內地工業，同時充分利用沿海老工業基地以支援內地。第三，經濟管理體制上，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擴大地方權力，給地方更多獨立性。同時給企業必要的自主權。第四，在中國同外國關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過去我們就是鑒於蘇聯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要引以為戒”。《論十大關系》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作了正確的思想指導，也是八大文件中經濟建設方面的理論依據。

　　在三大改造已經完成，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國內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以后，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擴大黨內外民主生活，改善有關制度，已成為突出問題。毛澤東在聽取各部匯報時，介紹了劉少奇說的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發議論）之后說，我們搞兩個萬歲，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萬歲。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還談到：“一個黨，就是一鼻孔出氣，呼吸就不舒適，會使思想僵化，社會發展停滯起來”。鑒於文化科學領域內，存在著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左’傾思想，也曾受到蘇聯在這方面粗暴干預等不良影響，毛澤東在研究十大關系過程中，提出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的方針。這個著名的“雙百”方針，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鄭重作了說明：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學派，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樣辦。在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這一派，那一派，都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隨后，5月26日，陸定一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對這個方針作了全面的系統的說明。雙百方針不僅在文藝界和科學界，也在全國文教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們眼界頓時開闊起來，思想頓時活躍起來。1957年1月間，在黨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黨內一些同志對此方針的懷疑和某些消極的現象的出現，毛澤東先后兩次談到：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隻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雙百方針很不理解。這個方針是合乎辯証法的。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較，並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同時，他也指出：“統一物的兩個相互對立相互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佔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隨后在2月和3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進一步系統地論述了“雙百”方針，明確宣布，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以上引述有關雙百方針問題的情況，可以說明毛澤東當時的主導思想，是為調動一切社會力量為社會主義建設全面服務。

　　總之，新中國剛剛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經濟建設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勝利之后，在國內外有利條件下，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人，都在探索有別於蘇聯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都認為國家任務已由階級斗爭轉而向自然開戰，即發展生產力的斗爭，同時也要在文化科學技術方面更加開放，同生產力同步發展。像我們這些當年在經濟戰線上做具體工作的人，從自己日常業務中，更是理所當然這樣認識和理解的。

　　1956年9月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周恩來的二五計劃報告，都是經過中央集體反復研究並經毛澤東審定的。這三大報告和有關決議，說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上，我們黨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確決策。

　　首先，是黨的工作重心已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由於三大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就是說，新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是整個八大路線的基礎和核心。這是對中國國情實事求是分析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也是戒鑒蘇聯的經驗教訓的結果。

　　其次，關於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總結了“一五”期間的成功實踐，以及1956年堅持反冒進的經驗，認為應當繼續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周恩來在報告中特別指出：“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同時，要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要正確處理經濟和財政的關系，規定好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會發言中，根據1953年到1956年的跟蹤經驗，提到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在今后若干年內，在通常的情況之下，我國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於20%，或略高一點﹔我國國民收入中國家預算收入的比重，不低於30%，或略高一點﹔國家預算支出中基本建設支出的比重，不低於40%，或略高一點。”

　　第三，為適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將一部分職權分給地方，以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關於經濟體制作了一些改進的規定，陳雲在長篇發言中，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格局：工商業的經營，除國家和集體為主外，應允許個體經營為補充﹔市場調節為輔，應允許企業有一定自由，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國家市場為主，統一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為補充，允許某些商品價格在一定范圍內波動。

　　第四，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繼續鞏固人民民主的統一戰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正式寫入了八大文件。“黨對於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用行政的方法對於科學和藝術實行強制和專斷是錯誤的”。為健全國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備的法律。隻要沒有違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干涉。

　　第五，關於黨的建設，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偏向。鑒於國際共運和黨的歷史教訓，強調了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為個人歌功頌德，全黨要健全集體領導，避免個人專斷。

　　八大開完之后，在編制1957年經濟計劃過程中，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家計委和經委繼續貫徹反冒進的方針”。鑒於東歐的教訓，大家在討論中提到毛澤東常說的，“既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話。從而確定1957年實行“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和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發展計劃。周恩來說：“不適當收縮會影響貨幣、物資、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茲南事件。”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中，議論了這個方針和計劃控制指標。毛澤東在會上還這樣說道：經濟建設不是一點沒有進退地，四平八穩地前進著，有時多一點，有時少一點，有時快一點，有時慢一點，有時上馬，有時下馬，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認了這一點，那麼今年冒進點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沒有什麼。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觀點﹔以及經濟建設必須保持財政收支、銀行信貸和物資供應三大平衡的著名論點﹔並強調基本建設規模必須瞻前顧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這些方針和論點，當時為我們經濟戰線的工作人員所深刻體會。由於及時批判了冒進的思想作風，堅持了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經濟建設方針，1957年的計劃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業總產值仍比上年增長4.5%，鋼和煤的增長都在10%以上，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20%多。1956年國家財政、物資等緊張的局面，緩和下來了。

　　針對蘇共二十大出現的問題，波匈事件的教訓，以及國內幾處城鄉學生請願、農民鬧退社的情況，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主要考慮如何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大問題。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即根據黨中央會議討論的結果寫成的，第一次從國際共運范圍內提出兩類矛盾問題。在1月下旬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關於這個問題的更進一步展開論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所講12個問題中，有一半是與這個問題直接有關的，如兩類性質的矛盾，肅反問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等問題，人民鬧事出亂子是壞事還是好事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是與此有關的，這個講話隨后向廣大干部傳達了，有著廣泛的影響。隨后三四月間毛澤東經天津南下，一路在濟南、南京、上海的黨員干部會上雖然都談到這個問題，但每次反復強調的還是以下觀點：全黨面臨的新任務，就是建設，全黨要學會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斗爭﹔現在階級斗爭，這件工作已基本結束，這是八大作了結論的﹔我們在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建設也是一種革命，就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隨著敵我矛盾在國內基本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開始比過去顯露了。這時劉少奇也沿西線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講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說人民鬧事，罷工游行請願，多由於領導機關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並且談到如出現下述四種情況，中國也可能發生匈牙利事件：1、黨犯了長期路線上錯誤﹔2、處理方法錯了，如用鎮壓等﹔3、反革命利用﹔4、黨內有人領導。4月27日，劉少奇在上海黨員干部大會上說，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這種非對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辦法，和風細雨來解決﹔我們沒有必要去強調斗爭，故意地、人為地使斗爭激化，使斗爭緊張起來，好像我們就有那麼一種嗜好，不斗一下就不過癮。可見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的觀點，這時是比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確路線。

　　還在八大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就談過要繼承黨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期大林為什麼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現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反對宗派主義，是要講團結的。“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我們准備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②。隨后在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談到這個問題，強調指出：要通過整風，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任務③。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內黨外積極批評共產黨在這三方面存在的缺點和錯誤。方針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是延安整風的寶貴經驗。文件強調，用和風細雨實事求是的方法，開展批評。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要求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對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衛生等方面，“切實改一下”，不然官僚主義等永遠不得解決。並且提到黨外人士有職無權，學校黨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問題。這樣，一年多來，黨的一系列決策和號召，毛澤東的多次重要講話，確實如和風細雨，侵潤著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心田。

　　①毛澤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30日）。

　　②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③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27日）。

　　關於幫助共產黨整風，整風運動怎樣從小民主的小鳴小放轉到大民主的大鳴大放？和風細雨怎樣變成疾風暴雨？早春的天空為何黑雲亂翻，乃至“黑雲壓城城欲摧”？“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忽然變成“驚濤駭浪”？“大多數是正確的善意的意見”①，怎樣被視為“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為何從歡迎批評轉到“引蛇出洞”？總之，為何整風運動突然變成反右派運動，最后導致反右派嚴重擴大化及其嚴重后果？等等，這些問題都不在此探究評述，這裡要談及的，只是同南寧會議反冒進一事有關的思想來源，看來，從1956年到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時，因受蘇聯、東歐形勢的影響（認為中國也有發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澤東對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即所謂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階級斗爭形勢，不論在量的方面和質的方面，都估計得過於嚴重，從而把許許多多善意批評、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順耳的正確建議，統統視為右派進攻，把剛剛講過的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了。而且開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識作為劃分階級成分的界標。同時還以政策代法律，以群眾斗爭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規定的法制建設渺無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級。

　　①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工商界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1957年6月3日）。

　　由於“右派言論”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這一類的語言，有許多批評冒進的意見，於是毛澤東從此將“反冒進”同“右派進攻”聯系起來﹔將冒進與保守同左與右、同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總之，將政治意識與政治斗爭引入經濟思想與經濟領域，從而經濟生活必須以政治挂帥，無處不存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了。於是，八大的正確路線，從政治思想、經濟政策，到黨的建設，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漸為另一種“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線所替代了。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著名的報告，本來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從理論上闡述和發展了八大的正確路線，也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在理論上的一個貢獻。報告中再次闡述了“雙百”方針。希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種更加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局面。在講話時，本來想強調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基本結束。今后應該向科學技術進軍，開展技術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為正要開始的反右派斗爭的指導文件發表時，毛澤東加了這樣一段很長的話，從而改變了八大對我國社會情況和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種同八大相背離的思想理論，成為以后階級斗爭的實踐和理論步步升級的嚆矢。同時，在文章中增加的區別香花與毒草的6條標准，顯然是為了適應反右派斗爭的需要。這樣就導致以政治標准作為統率一切爭論，包括思想、理論、科學、文化、藝術等方面不同觀點的是非標准，不僅難以真正辨別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階級斗爭方式解決思想領域中的種種問題，開了方便之門。接踵而來的反右派斗爭，即是將許多從善出發向黨提建議的人，當作敵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於“文化大革命”中泛濫起來的“思想戰線的大革命”，就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從歷史經驗來看，判斷是非的標准應當以憲法和法律（共產黨員加上黨章）為准繩，不能離開這個准繩，而隨意“以言定罪”。這個歷史的教訓太沉重了。

　　1957年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鄭重表示，黨的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對的，還是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正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①。同時，從1957年工業發展速度（10%）遠不如1956年（31%），農業因水旱災害較大而沒有達到計劃指標（仍比上年增加50億斤），這種很不恰當的背離實際的估計。對反冒進提出了錯誤的批評：1956年經濟文化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夸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刮起了一股反冒進風。因此，“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還掃掉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認為黨的委員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②。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而且給右派的猖狂進攻以影響，因右派是促退派，共產黨永遠是促進派，因而影響了1957年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他認為發動全體農民討論農業發展綱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勁來，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鬆了勁，加上城鄉右派一鬧，勁就更不大了。現在整風反右又把這個勁鼓起來了”③。他還預料，反右斗爭的勝利，“將使我國社會面貌一新。將使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將掀起一個規模宏大的高潮”。他還談到中國的建設道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的速度更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④。由此可見，這種對反冒進的批評，不是工作成績上多了點少了點的問題，而是對有關經濟發展方針的批評，對社會主義建設快慢的批評。1955年以來毛澤東一直在追求一種較高速度的新的發展經濟的辦法，來代替積極穩妥、講究綜合平衡的蘇式道路（或者認為這是一種四平八穩、缺乏革命精神的舊歷書）”

　　①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②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③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1957年10月13日）。

　　④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經過幾年的反復變化，毛澤東終於放棄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達到的正確共識，而不同意八大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回到自己這樣一種對中國當時社會政治情況的錯誤看法，據此來探索一條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於是，從反冒進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為主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並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無畏精神，動員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群眾，從而促成“大躍進”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