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序幕——南寧會議【3】

狠批反冒進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寧會議，有兩大內容：一是毛澤東對過去經濟工作的批評，主要是進一步批判反冒進﹔二是關於工作作風與方法問題，產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會上聽取了薄一波關於1958年經濟計劃和預算問題的匯報，一些省市也匯報了與此有關的情況。毛澤東於1月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4次講話，並於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聽取匯報時，插了許多話。

　　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批評反冒進。形成要加快建設速度首先在農業上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認為1956年公布了《綱要》以后，已經“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全國已經有29個縣市達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標﹔廣東和福建有7個千斤縣﹔湖北紅安縣土地瘠薄，今年平均畝產已達834斤（這些指標是否浮夸，史家應予鑒定）。接著就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錯誤：“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后，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符合於客觀規律的。1956年的成績充分反映了這種躍進式發展的正確性。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因為不懂得這個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農民偉大的創造性，所以他們認為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社論最后號召：“讓我們展開全民大討論，動員全國的力量，萬眾一心地行動起來，掀起一個規模巨大的農業生產建設的高潮吧！”這是通過報紙對反冒進的第一次公開批判，“大躍進”一詞也是首先在報紙上出現。毛澤東對此非常欣賞，說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這個口號剝奪了反冒進的口號，在社論的批語中寫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12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這篇社論也經過毛澤東的修改審定。文中再次批評了反冒進，稱1956年的國民經濟為“躍進的發展”，這個方針完全正確，可是，“還有少數有保守思想的人實際上在反對這個方針”。“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干部中間刮起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引起了消極的“促退作用”。社論要求“1958年的各項計劃指標訂得盡可能先進些”。這篇社論的精神，可以認為代表了毛澤東最初的“大躍進”思想，即至少應當有冒進的1956年那樣的增長速度。

　　這是輿論方面的響應。地方上的響應呢？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的兩個重大意見：關於八大國內主要矛盾提法的改變，批評反冒進以加快建設速度。首先在上海和浙江得到最積極的響應，兩地都在黨的四級干部會或黨的代表大會上予以熱烈討論，負責人的報告都形成了文件並予發表。其中柯慶施的報告最被看重。因此，趁熱打鐵，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澤東親自到杭州召開了華東六省市黨的負責人會議，並有兩次較長的講話。會議所涉及的問題以及討論中形成的十幾條工作方法，可視為南寧會議的開端，毛澤東的兩次講話都談到右派和右派分子處理問題，以及兩類矛盾問題﹔認為如果沒有1956年的躍進，工業產值比上年增長31%①，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會議中提出討論的問題，主要是農業綱要中的12項規劃（水、肥、土壤、品種、密植、病虫害、農業機械、副業、畜牧、綠化、除四害、地方病）﹔以及經濟和文教12項規劃（工業、手工業、農業、副業、林業、漁業、牧業、交通、商業、文教、科學、衛生）。確定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要搞十年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今后一年要開一二次大中型會，小型會下去開。省委負責人要常下去跑跑，走馬觀花，下馬看花，一年用4個月下去。毛澤東談到的其他問題還有：政治與業務要結合，即紅與專的問題﹔要反對空頭政治家，也要反對迷失方向的經濟家，科學家﹔稱贊湖北省委領導干部搞試驗田，麻城、紅安兩縣經驗要推廣，要普遍搞試驗田﹔工業部門也可搞試制品，這是領導方法問題。提出不斷革命問題，農業改造兩三年完成，不能斷氣，要趁熱打鐵，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然后再破壞，得花力氣，因資產階級思想扎了根（東歐的教訓就是斷了氣）﹔思想戰線、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整風運動的辦法，應長期進行﹔今后重點放在技術革命，政治家與科學家結合起來。他從事物的相對穩定性談到訂計劃、做決議，是相對地平衡，而不平衡、鬧矛盾是絕對的﹔企業與企業間、個人與個人間，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僅是社會法則，也是宇宙法則﹔剛剛平衡，立即突破﹔剛剛平衡，又不平衡。早在1955年12月，劉少奇在一次有在京中央委員參加的黨政軍各部負責人的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時，其中就有這樣一段話：“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沖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這個不平衡的哲學思想，是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經常談到的觀點，后來成為計劃工作的理論根據，導致做計劃的隨意翻番乃至無法做計劃，這是后話了。這裡談到的一些問題，后來在南寧會議上又繼續談開或有新的發揮。概括起來，最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其中有十多條是杭州會議議論過的。

　　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頁說實際增長為28.1%。

　　在這次會議上，柯慶施特別提到要有干勁等問題，受到稱贊。杭州會議還提出全國按原來大區（中央局），搞成幾個經濟協作區，有的省可交叉，認廟不認神。八大二次會議后，1958年6月初，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7個協作區。

　　南寧會議是緊接著杭州會議開的，可以說是杭州會議的繼續。由於部分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人、各大區（協作區）負責人和中南各省第一書記參加了，會議時間較長，討論的重大問題也多，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所以史家稱南寧會議為發動“大躍進”最初的一次會議。1月11日、12日，毛澤東接連講了兩次﹔14日，集中講了二十四條工作方法。之后，在各省和中央財經負責人作關於1958年計劃匯報時，毛澤東又有許多插話，這些分散的意見或者即興之言，還有討論時的部分眾人之言，幾條幾條湊起來，有分有合，總結了中國革命多年來的經驗，也總結了國際共運的經驗，最后形成了《六十條》。這個集當年“工作方法”之大成的重要方件，其中有許多光輝的思想，值得永遠學習的工作方法，也有不少是推動了“大躍進”狂潮的錯誤的東西。可以作這樣的看法，產生這個《六十條》的原動力，是1956年和1957年這兩年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反冒進，右派鳴放，整風、反右，農業尤其水利“高潮”中出現的最初高指標，以及斯大林問題和波匈事件。毛澤東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以“呼風喚雨”的英雄氣概，從盡快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願望出發，想用最短時間超英趕美，使中國迅速強大富裕起來，從而發動了全國轟動也震驚世界的“大躍進”運動。《工作方法六十條》的草稿，1月31日就印出來了。

　　三中全會批評反冒進，是從經濟方針來談﹔南寧會議時，前前后后，反反復復，多次談及此事，主要將反冒進同政治聯系起來，同右派進攻聯系起來，是大政治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澄清，否則，無法前進。雖然語言上照例生動風趣，但辭鋒犀利，甚至偶帶挖苦，有時還不免疾言厲色。現集納如下：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幾個指頭生了瘡？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不過多用了一些錢，多用了些人﹔就“庫空如洗”呀，“市場緊張”呀。隻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錢多花了，計劃大了，要批評，我也批評過，如廣東，河北通縣專區產量定得過高。我是“抱著石頭打泡湫”（湖南土語：游泳），做事歷來是穩當的。

　　——十個指頭是關系六億人的問題。對於我們共產黨，對於我們的事業來講，總是九個指頭是好的，不過一個指頭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搞泄氣，使整個工作受到很大損失的問題。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陳叔通也講過：“我看方針是冒進為主，保守為副”。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20年之經驗，隻給我們留下4萬噸鋼（年產）。“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島、長春的房子就好。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的問題。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是要偏。我們不能偏聽梁漱溟、陳銘樞的。“喜怒無常”，常有，也並不好，不能對資產階級右派老是喜歡。“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后進的問題，古董總落后一些嘛。我們除四害，把蒼蠅、蚊子消滅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總是后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6年“冒進”，1957年反“冒進”，1958年恢復“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這裡舉了河北和安徽兩個例子，后者曾載《人民日報》社論《乘風破浪》）。河北興修水利，1956年1700萬畝，1957年200萬畝，1958年2700萬畝。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億元，隻做了12億土方﹔安徽去冬今春8億土方已超額完成，決定再做8億土方（隨后報紙公布，去冬今春共搞16億土方）一共不過用幾千萬元。雙輪雙鏵犁，浙江發動全省討論，浙江、安徽、兩湖都能用（周小舟發言時，談到雙輪雙鏵犁推廣中確有缺點），要為雙輪雙鏵犁恢復名譽，重新用。掃盲，路上挂識字牌，還要堅持。

　　——我乃罪魁禍首。1955年12月寫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反了右傾保守，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麼原因，各地大小報紙刊物都登了。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后來又心血來潮。找了34個部長談話（大家勁都很足），談了十大關系，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個東西，沒人反對，我得彩了，又復辟了，就又有勇氣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隻有50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談到此處，就提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問題）。

　　——這是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了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麼要看？那麼恐慌，那麼動搖。隻有一個指頭有病，是9與1之比。這篇東西沒有弄清這個比例關系，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像陳叔通、黃炎培、陳銘樞的方法。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批評。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講的一段話（按：社論引了這一段：“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而在反右傾保守，要引就應引用全文（引用全文就否定自己了）。文章把我撇開，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煩我，二可利用我打別人。

　　——我要爭取講話。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我講了7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①。省市委書記會議，承認部分錢花得不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風就刮普遍了。廖魯言（農業部長）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並不可惜。對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嘆一口氣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方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人嘆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是國民黨是促進的，還是共產黨是促進的？

　　①二中全會上。關於經濟問題毛澤東講了7條意見，認為1956年共多用了約30億元，其中基建投資多用了15億元，同意1957年計劃安排是穩妥的等等。

　　——反“冒進”的人為黨為國，憂慮無窮，脫離了大多數部長和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此文使登徒子2000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九個指頭不說，隻說一個指頭，就是這種方法。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泄了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5月間右派反攻，使得那些有右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覺悟，這是右派的功勞，也是激將法。

　　認為反冒進的矛頭是針對“序言”，是同歷史方向背道而馳，挫傷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乃至同右派隻差50米遠了……兩年來，對1956年那篇《人民日報》的社論，毛澤東是一直耿耿於懷的，隻有到南寧會議時，才將這些看法一一道出。首當其沖的是周恩來和陳雲（陳沒有參加會議）。在八大之前，最后修改二五計劃草案時，鑒於多快同好省之間的關系，人們往往隻抓住前者而忽略后者，周恩來曾在一個重要之處刪掉了“多快好省的精神”幾個字。此事在會上。也被毛澤東一再提出。因此會議形勢極其緊張，有的同志晚上睡不著覺。當時，立即從北京把社論原件找了來。原來社論是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先后經過陸定一、劉少奇、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少奇批示：“主席審閱后交喬木辦”。35年之后的現在，我們重讀這篇著名的“歷史文獻”，會感到這篇文章雖然重點在反對急躁冒進，但也確實處處照顧了題目的另一面：“要反對保守主義”。文章一開頭就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來，“反對保守主義的斗爭”已經取到重大效果，即全國已有90%以上農戶加入了生產合作社，私營手工業和工商業改造也已基本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廣大工農群眾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引用“序言”中那一段話，也恰到好處。而且在“什麼是右傾保守，什麼是急躁冒進，這裡有一個客觀標准的，這個標准就是實際的可能性”，這樣一段論正確的工作方法之后，還有以下一段話：“我們應當根據事實下判斷，有什麼偏向，就反對什麼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麼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如果反對過火，就會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於工作反而有害。”文中關於急躁冒進的具體例子隻舉了兩個，一個是雙輪雙鏵犁，“生產計劃定得過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水田區大量積壓”。另一個是農村掃盲，中央本來規定的時間是五至七年，可是“至某些縣裡成了三年，愈到下面定的時間愈短”。以致農忙時也大搞，“個別的地方甚至設立識字崗、攔路識字站，強迫群眾識字”，“妨礙農民生產，招致農民埋怨之外，並收不到好的效果”。據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說：“喬木同志加寫的雙輪雙鏵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掃盲例子，在當時是比較敏感的兩件事，因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為適應農業合作化后的新情況，推廣新式農具，綱要規定：‘在三年至五年內，推廣雙輪雙鏵犁六百萬部’。在急於求成的氣氛下，1956年原設想生產500萬部，后來計劃安排生產350萬部，推銷270萬部，但仍滿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電各省自治區黨委，說明全國鋼材緊張，不能按原計劃組織生產，要求各地降低生產和銷售指標。結果，卻因為沒有考慮到這種犁根本不能用於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雖生產出170多萬部，卻隻銷出80萬部，還退回15萬部﹔沒有退回的也有一部分是隻能挂在牆上無法使用的‘挂犁’。”

　　應當說，這篇社論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從當時客觀實際情況出發提出意見的，也就自然要聯系毛澤東最近的教導。社論在引出“序言”中那段話之后說道：“現在的情況正是有些同志違背了毛主席的這一指示，超越了客觀情況所允許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去硬辦一些一時還辦不到的事情。”然后，農業方面舉了掃盲的例子，工業方面舉了雙輪雙鏵犁的例子。特別引起毛澤東不快的，可能還在下面這兩段話：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准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

　　“為什麼反對了右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發生了盲目冒進的偏向呢？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於沒有運用辯証法的方法，沒有從事物的復雜的矛盾和聯系中全面地觀察問題，隻從一個方面，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就把許多問題看得太死、太絕對化。又由於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得不夠，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事情就當然容易偏於一面，發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義之后，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后，在許多同志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於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這樣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當然免不了要犯錯誤。”關於怎樣正確了解多快好省方針，防止片面化，絕對化，社論特加論述。最后說道：“總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於把上面的方針、要求與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考慮和確定自己的工作步驟。隻有這樣，才不至於犯右傾保守或者急躁冒進的錯誤。”

　　我們黨的漫長歷史說明，革命精神與“左”傾急躁總是結緣不解。對於1955年農業改造高潮之后出現的這種積習和傳統，這篇社論是觸及到了的。同隨后而來的“大躍進”那陣十級台風相比，當時冒進之風不過“起於青萍之末”罷了。可是，這樣一種及時敲響的小小警鐘，並已經事實証明是敲得及時的警鐘，硬是聽不進去，聽進去的人也多連忙“洗耳”不止。對一篇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精神的文章的錯誤批判，竟然導致歷史的逆向發展，這確實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我沒有去查証過，不知當年這篇針砭時弊——反對急躁冒進，反對片面性盲目性的社論，是否是1958年至1978年這20年間，《人民日報》敲響的最后一聲警鐘？然而，歷史確在嘲弄這篇社論。既然是冒進的“罪魁禍首”，南寧會議后發生的事情，似乎是理所當然地要按照它所指責的反其道而行之：你們不是反對急躁冒進嗎？請看我們急躁冒進到何種程度吧﹔你們不是反對片面性嗎？請看我們做到怎樣的片面性吧﹔你們不是反對盲目性嗎？請看我們達到何等的盲目性吧﹔你們不是說不要隻顧多快而不顧好省嗎？請看我們的各種“衛星”是怎樣上天的吧。

　　除開批判“反冒進”之外，南寧會議上受到批評的還有國務院尤其經濟系統的工作作風問題，主要是報黨中央主席的重要文件隻拿最后成品，逼著簽字，這實際是一種“封鎖”。又附帶批評了分散主義，說這回是攻擊部長以上的人，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在談到這方面問題時，提出“務虛”與“務實”的問題，“虛業”與“實業”即思想政治和專業實務如何統一結合的問題，其中有具體的中肯批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在“大躍進”時期，是廣大干部經常念道，卻又難以結合好的一種苦惱。這方面的批評也是令人極其緊張的，仍集納如下：

　　——會議的開場白即說道：向人代大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了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說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國務院隻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搞資產階級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平時不給一點情報，不下一點毛毛雨，四時八節要開會了，一個成品拿來了，傾盆大雨下給我們。我們都是如團粒結構不夠的土壤，怎麼能吸收得了呢？水都從地表流走了。你們平時就不跟我們通氣，不拿一點半成品、原材料來，一定要等到你們把什麼都搞好了，才拿給我們，這實際上對我們是一種封鎖。很多文件是閉著眼睛強迫簽字的。大概你們像那個茶花女一樣，見愛人時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臨死之前還是如此。你們為什麼不能像農家姑娘一樣，可以蓬頭散發見面呀！農業綱要40條，最初是8條，后來是17條，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談議論，最后才形成40條。這回先到杭州，同華東同志談了十幾條﹔在這裡又談了20多條。做匯報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辦，不那樣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議論，寫得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后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黨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險是“紅而不專”，偏於空頭政治家，脫離實際，不專，也就會慢慢地退色了。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應當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搞“實業”的人不同政治結合，脫離了政治，那就會成為灰色的或白色的，就會成為迷失方向的實際家、科學家、經濟家或文藝家。思想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紅安縣搞試驗田的報告，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我讀了兩遍，請你們都讀一遍。紅安縣報告中所說的“四多”、“三要”、“三不要”，是全國帶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對“實業”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領導。這一條不解決，批評別人專而不紅，就沒有力氣。黨委領導要有三條：工業、農業、思想。省委也要搞點試驗田，如何？不然，空頭政治家也就會變色。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實業”裡面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北京工作的同志不下去跑跑，不動腦筋，光在那裡羅列事實。於是局長領導部長，秘書專政。北京難出真理，真理常在下面。

　　——中央隻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權在國務院。有人反對黨政不分，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將一半大權攬過來。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隻能集中到黨委，到政治局、書記處、常委，隻能有一個核心。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8句口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那32個字。

　　我們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須發動群眾。土改也是要發動群眾，歷來反對恩賜觀點。社會主義發動群眾應當更充分些。大鳴大放，發動群眾。為搞水利，不發動群眾不行。冒進是全國人民熱潮沖起來的，是好事（隻有部分是壞事，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搞工業，搞農業，難道比打仗還厲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經濟就那麼復雜，那麼多學問？

　　有一次插話中還談到：唐朝詩人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有點幻想，令人喜讀﹔光搞現實主義這一面不好。

　　在南寧會議上，形勢當然是一邊倒。與會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教誨：“頭腦大大清醒起來”，都表示要當促進派。記得三峽問題談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紹那幾十條時，說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談一些，多受到一些啟發，甚至表示他也想將英文撿起來。李井泉等人還從自己的工作出發，說明“反冒進”受到的損失﹔有不少人匯報時，談了反省性的意見。批反冒進首當其沖的是周恩來、陳雲，以及國務院財經方面負責人，他們曾是反冒進的主角。周恩來除在會議上表態外，還單獨向毛澤東作了檢討。事實上，凡犯有“反冒進”錯誤的人，都得一再檢討下去。后來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和陳雲等都為此又作了正式書面檢討。

　　在南寧會議上再次受到表揚的是柯慶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1月15日，毛澤東在會上說：上海對內部矛盾問題的講法，有所發展，他們搞了兩個月﹔浙江對此也有創造。各省理論怎樣？沒有理論，領導困難。中央工作同志不動腦筋。這一下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1月16日，毛澤東在會上又說：柯慶施“乘風破浪”的文章很好。上海有100萬工人，也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才能產生出這篇文章。北京不是沒有也，不多也。任何一省委、部委，特別《人民日報》，主要東西，寧少勿多，認真搞，是並不難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晝夜奔忙，不搞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1月15日，湖北匯報時，毛澤東贊揚說：真理在湖北，為什麼不在別處？他們十年計劃能六年完成，農業能如此，工業為何做不到？問題是過去沒有抓。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成了頭號標兵。有些人就表示，我們要“趕上柯老，我們要趕”。

　　在討論1958年計劃草案時，大家貫徹對反冒進的批判精神，都盡可能要“趕上去”。會議根據國家經委匯報制定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比1957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剛確定的指標，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工業總產值增長指標12月為10.4%），主要項目的增長速度為：工業總產值15.1%，農業總產值6.5%，基建投資12%，鋼17%，生鐵22%，煤16%，發電量15%，糧食5.9%，棉花6.7%。這個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當時正常發展所能達到的高度，但同隨后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到北戴河會議所定的高指標，又瞠乎其后了。

　　南寧會議所開始造成的后果，首先是經濟上比1956年更嚴重的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的錯誤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以及經濟建設上積極穩妥、綜合平衡的方針，統統置諸腦后了，而以盲目追求多快、打破平衡的方針代之。

　　其次，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反冒進為右派所喜，為右派言論，冒進為左派所好，為革命精神﹔冒進是發動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不依靠群眾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前者轟轟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費。黨內歷史上有過的隻能反右、不能反“左”的傳統惡習，錯誤的所謂反傾向的“路線斗爭”，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又以“兩種思想、兩種方法、兩條路線斗爭”的分野，重新出現。從而不僅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且對整個政治社會生活，帶來日益嚴重的影響。

　　第三，黨內組織生活開始出現個人專斷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無產階級政黨這一有史以來的基本原則，從此遭到嚴重破壞。黨的八大所通過的一系列正確決策，1956年反冒進以來一系列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包括二五計劃的一些主要指標，本來都是黨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決策，毛澤東本人也是同意的，但最后在南寧會議這樣的會議上，對本來集體決定的正確東西，進行不容反駁的無理指責，如同對待右派一樣，過火批判，予以否定。從此，這種中央主席個人專斷個人隨心所欲的局面，就再也難以改變了。

　　回顧一下，南寧會議為何形成如此一邊倒的局面？除開外部的反右形勢和斯大林問題、波匈事件等有關外，當然，這同毛澤東的歷史威信和對他的“個人崇拜”有關，也同黨內民主生活已經不很正常有關，特別是還同那些極力迎合也敢胡思亂想的人有關。從更廣泛的范圍或就當時全黨干部的認識來看，可不可以這樣說，總存在一個同“左”的東西“結緣不解”的問題。多年的歷史說明，“左”似乎是共產黨員安身立命之處：不怕“左”，不怕“過火”。不怕“冒進”，而隻怕被認為“右傾”、“保守”﹔因為不論怎樣，前者是保險的，是“為了革命”，而后者是“立場問題”，“不想革命”，甚或“階級異己”、“反革命”問題。這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存在意識。人們啊，誰不怕戴“右傾”或“右派”的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