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序幕——南寧會議【4】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個晚上，我去看望黃克誠。我們是1952年9月一起調到北京的。來京后，每年總要去看望兩三次，有一次還是請他幫助，要部隊的轉業干部。南寧會議的情況他已清楚，我談了這次的“奇遇”和自己的擔心，也談到毛主席有如抗戰初期的興奮狀態。入黨多年來遇到的領導，黃克誠是最能讓人隨便交談、可以交心的人。落坐還隻有刻把鐘，忽然中南海主席處來電話，要我立即去。

　　從頤年堂的正門進去，來到現在讓人們參觀的起居工作的菊香書屋，庭院和房屋一仍舊式。毛澤東穿著那件成為文物的舊毛巾睡衣，半靠半臥在寬闊的板床上。見我進來讓我坐在靠近床邊的椅子上。譚震林正坐在沙發上同他談話。譚是認識的，1956年新安江上馬前，我到上海找華東局要干部，是由他主持商定，讓淮委支持，並派人同我去蚌埠找過淮委負責人。這時，譚正在談淮北如何水網化的問題，說可以變成江南一樣的產稻區，辦法是搞小型水利為主。我同水利的最早接觸，是在延安《解放日報》評論部工作時，分解放區、陝甘寧和大后方三個組，我負責解放區組。除開新華社的電訊外，還經常翻閱華北、華中敵后解放區的報紙。1943年，我寫了一篇幾年來解放區水利事業成就的綜合報道，附有一份詳細的統計表，同國民黨當時的水利加以對比，並寫了一篇以《敵后解放區的水利事業》為題的社論（“解放區”這一名詞也是第一次在《解放日報》上出現），說明烽火連天的敵后解放區，在水利事業上，比國民黨的大后方成就要大得多。這篇報導引起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重視，后來在《論聯合政府》中曾予提及。因此，我對小型水利的作用印象很深，對幾年來水利系統的好大作風，不以為然，當問到我對淮北水利意見時，雖然並不了解具體情況，仍隨聲附和回答了一句：贊成搞小型水利。引起毛澤東一句話：呵，你也贊成。不久，譚震林就起身走了。

　　當他倆談著話時，我注意了一下室內情況：這張大板床的另一半，堆滿了種種線裝書﹔遠處靠牆是一列書架，上面絕大部分也是線裝書﹔兩個大沙發對著床放著，靠床頭還有一個較大茶幾（這也是就餐時的飯桌）。后來我去衛生間，發現一個方凳上有一本線裝《紅樓夢》，正打開平放著。原來聽說，每逢外出，總要帶一大批書。至此，落實了這個印象：手不釋卷，置身於書海之中。這個晚上還談過些什麼，已記不清楚﹔記得最確切的是，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后您要我注意哪些方面的事？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即將一份打印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給我（封面上有“毛澤東同志”楷體蘭色印字），這是他自己用的一份，要我過細看看，提些意見。

　　我的舊檔中有一疊《對六十條的意見》。共25頁紙，其中有底稿和有關札記、分類統計。大概是幾天之后寄還的。現在將“底稿”抄在下面：

　　有些小意見寫在原件上。這裡還有些零碎意見、感想寫上，僅供參考：

　　1）六十條的分類統計，主要是領導和工作方法30多條﹔農業問題4條﹔提出今后要著重抓工業的問題，但工業隻有兩條，寫了抓先進典型、新技術、新產品試制三項。因此覺得關於工業還應多寫幾句。如要抓些什麼，如何抓法，一個時候，圍繞一個中心問題開幾天會，由中央有關單位主持，參加的人有部長、局長、總工程師（也可以請個別非黨、政治好的）、廠長、個別車間主任，基建工程負責人等，包括中央系統和地方系統的人。開會可分大、中、小型三種，到工業集中城市和各省去開。

　　2）關於計劃問題。首先要求年度計劃與五年計劃如何很好結合，在投資、速度、各部門間比例關系等重要環節上結合得好。這方面第一個5年中有教訓。現在經委同計委的具體工作部門，也還有些扯皮現象。蘇聯經驗，5年的叫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0年的叫現實性遠景計劃，15年的叫假設性遠景計劃（更長遠的計劃如20年、25年就隻能根據更多的假定來考慮）。三者之間，有區別也有聯系，須善於區別其間的關系。有一些部門如電力部門，必須有比較可靠的10年至15年的遠景計劃。編制得最好的計劃，也會由於群眾的積極性和許多未能估計到的因素，需要在執行過程中經常修改。遠景計劃的制定，計劃部門要同科學研究部門合作，也可發動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員討論。一個大的經濟單位，要有幾個很實際，知識較淵博，又有遠大眼光的人，來考慮、研究長遠計劃，以保証在計劃工作中不迷失方向。這樣的人隻要幾個，助手也不要多，主要是善於利用國內外各種資料。

　　3）積累問題。研究的方向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積累資金，如何全民勒緊褲帶，不惜巨金來發展工業和農業。

　　4）在各種經濟建設中，如何避免力量與資金的分散，是各級領導要經常注意的一個問題。

　　5）社會主義建設中速度問題的總原則，是隻可加快，不可減速。如像長跑運動員一樣，很懂得掌握自己的體力和速度，每段距離中如何分配，如何壓倒對手，最后如何沖刺（這一條說明，我當時的頭腦也是發熱的，盡管這種要求主要是從自己本位工作水電出發）。

　　6）“技術革命”口號如何提法。當然，技術也是不斷革命的。但這個口號容易狹隘地理解為，只是落后與先進、新與舊的一種關系。而我們今天提出這個口號主要意義在：為學會並掌握技術，為技術不斷進步而斗爭，即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躍進、不斷提高而斗爭。

　　7）推廣新經驗，新技術。如果條件、情況相同，就不能採取自願態度，而應當用自上而下的適當辦法使之執行。

　　8）老干部、各級領導干部如何從外行變成內行，要作個規劃。總結第一個五年中這方面的成績和教訓。總結現在各大學所辦老干部班的經驗。如何以內行或比較內行逐漸代替外行，這是總的干部路線。

　　9）干部能上能下應逐漸形成風氣。

　　10）各個部門的領導應幫助一批政治上好的技術干部，懂得做組織工作，有工作方法，善於走群眾路線，以便參加領導工作。目前技術、經濟部門中，領導干部內行較少，應當作這樣的安排和和長遠打算。

　　11）善於發現新人才，更加注意提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干部到領導崗位上來。經過整風、反右和勞動鍛煉之后，更有基礎來進行這項工作了。

　　12）有一些習慣性、周期性的問題，如浪費、貪污等，必須經常注意，繩之以法，年年大反一次。

　　13）各經濟、技術部門必須經常了解世界各國本行業中的尖端，最先進的情況。要有計劃地定期地派人出國（蘇聯、東歐和資本主義各國）考察，考察團人員一般不要超過10人，要都是真正的專家，要有一個政治上很強的人帶隊。

　　14）各單位要有一個很好的小圖書館，一個很好的小資料室，要經常注意新書目錄，各種新資料。

　　15）不要害怕反對意見，要重視自己認為是不正確的反對意見，不要去壓制堅持反對意見的同志，要容許不同觀點的無拘束的爭論，要有意識地啟發各種不同意見展開充分討論，以便在決定問題時，能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事物的各個側面，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

　　以上這15條，似乎並非最后送出的定稿，因為現在抄錄的這份底稿隻有7頁，其他18頁還有許多內容未包括在內，草稿是用幾種顏色的鉛筆寫的，可見不是一天或兩天之內的構思。現在再摘錄出一些，以說明自己當時注意的問題，當時的思想水平，和如何盡“兼職秘書”之責的。

　　有兩頁專門寫的工業方面應注意事項：

　　1）國家發展水平與速度關系問題。高度的生產技術，才能有高度的速度。

　　2）各經濟部門比例關系：農業與工業（寓工於農），輕、重工業，煤、電、鐵路交通先行工業，鋼鐵與機械，民用與國防，骨頭與肉（主件與配件）等。

　　3）國力與基建規模，生產力布局問題（資源分布與經濟地理），地區規劃。

　　4）中央與地方的結合。

　　5）大中小結合。

　　6）先進與落后結合。洋辦法、土辦法，機械化與人力。

　　7）勘測設計，資源勘探，產品設計，基本建設設計等。工程施工問題。

　　8）新產品試制。

　　9）產品質量檢查。

　　10）新技術推廣。在勘測設計、生產運行和基本建設諸方面，有許多技術規程、規范都是從蘇聯照抄照搬來的，有些已不完全符合我們情況，應當及時修改，否則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這方面我在幾年水電建設中有所體會。

　　11）專業化，標准化，協作關系。各部門協作的重要。

　　12）節約問題，投資效益（先進定額，節約材料，減少儲備和流動資金。降低成本，等等）。

　　13）勞動生產率，是綜合指標，最后結果。有關技術安全、生產組織管理等問題。

　　14）工資、福利制度。

　　15）產供銷平衡。

　　16）資源綜合利用問題。

　　另外還有一些條條，是上面16條中沒有寫上的：

　　——要善於找幫手，廣交各界朋友，各種耳目，利用記者，各種各樣群眾聯系。

　　——領導部門，要有意識讓一兩個人減少日常事務，較“清閑”一點，以便保持頭腦清醒，尤其計劃部門搞長遠規劃的，要有這樣的人，他們當然都是最實際又最能聽奇談怪論的人。領導人定要不被事務洪流困住，重大問題親自過問，打破砂鍋問到底。

　　——反映意見，定要全面，正面、反面，贊成、不贊成，決不可隨風倒。

　　——不會開會，還是一個大問題。

　　——選拔干部的德才標准，逐漸轉向業務能力。

　　保留自己這些過眼煙雲的資料，也在如實說明，當年如何第一次履行這個“秘書”身分的，以后繼續受到表揚也好，廬山會議最終實踐了“幾不怕”也好，是合乎邏輯發展的。

　　舊檔中標明“1958年”的一個本子上，記錄了《南寧會議60條》，當是寄出意見並附還原件時，特意抄下來的。同隨后黨內公布的《草案》相對照，則出入較大。后者不僅是條目及其次序的調整變動，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內容的充實，還加了“前言”。篇幅后者大約擴充了一倍。如原件第一條是：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后者是第六、七兩條，分寫如何檢查，如何評比。又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問題，原來是放在不斷革命這一條內的，后者分開寫了。增加了農業高產的例子。也有一些內容刪除了，如關於人的生到死是辯証法規律，“死亡就要慶祝”﹔也刪掉了一些具體例子（如“培養秀才”這條，曾將我名字寫進去了）。后者的第二條：“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工業工作，這裡也有14項”，是原件中沒有的。上述我草寫的“工業方面應注意事項”的16條，大體都包括在內，也有的不在內。這14項當是國家計委、經委等業務部門參加定稿的。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是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許多有關領導經濟建設的工作任務和方法。由於當時的主導思想是反冒進，是追求建設的速度，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就此提高全黨的認識，這些任務和方法以及某些理論原則，就不能不包含許多錯誤的東西，而且有些正確的東西在執行時也會走樣甚至走到反面。總之，《六十條》和“大躍進”的關系，同反冒進一樣，也起了承先啟后的作用。

　　《六十條》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原則、任務和方法。例如，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工業，提出14個項目，內容雖然還不全面，確是生產和基建中重要的基本東西。如必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去：“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鑽研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要破除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八年來積累的規章制度有許多還是合用的。但有相當一部分妨礙了群眾的積極性，應加修改或廢除（問題在“大躍進”時，群眾一發動，規章制度被橫掃亂破，造成嚴重后果）。關於領導干部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如何深入下層，同群眾打成一片﹔每年要有4個月離開辦公室，到下面作調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識﹔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決不可擺架子，等等。這些都是有價值的思想觀點，和多年積累下來的正確經驗。

　　《六十條》推動了急於求成的“大躍進”的到來，和浮夸風的出現。首先是這樣一些脫離實際的過高指標：“爭取在3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在今后5年或8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原規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業產值，爭取在5年或10年內“超過當地農業產值”﹔還介紹湖北、四川等地，每年總結畝產2130斤、1680斤等“單季高產的經驗，各地可以研究試行”﹔提出生產計劃中央和地方共三本帳的辦法，助長了脫離實際，盲目提高指標，為層層加碼大開“綠燈”的錯誤作法。“不斷革命”的觀點和要求，引入經濟領域，成為“大躍進”的思想理論武器。《六十條》寫道：“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接著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於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問題還沒有完結，“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種“不斷革命”的觀點，同“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斗則進不斗則退”等等觀點是一脈相通的。這種觀點在戰爭年代、革命時期起過主導作用﹔但在奪取了全國政權，進入建設的和平時期，經濟建設需要按照經濟工作本身的規律。持續協調地發展，尤需要穩定有秩序的環境。“不斷革命”則鼓吹事物經常處在一種人為的不停止的變化狀態之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要求經濟生活也像打仗一樣由政治挂帥，邊建邊破，快速而跳躍地發展，及至運用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等等方法。這就不能不造成嚴重后果了。

　　同“不斷革命”論密切關聯的是“不平衡”論。《六十條》寫道：“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的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根據這種觀點或法則，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為的不平衡﹔“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進了一步”。這樣，以“不平衡是絕對的規律”作指導思想，導致“大躍時”時期計劃工作放棄了綜合平衡的規則，否定了國民經濟必須在綜合平衡中發展的規律。

　　此外，《六十條》中的“大權獨攬”，第一書記挂帥（“大事一定要問。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書記不在家的時候，要另外有人挂帥”），造成了“大躍進”時，從上到下，層層獨斷專行的不良作風，民主集中制遭到嚴重破壞。“挂帥”是我國自古以來封建用詞，戰爭中“元帥”是可以發號施令的。經濟生活中沒有元帥，自然不能用打仗的方法來領導經濟建設。

　　《關於傳達和討論毛主席六十條指示向中央的報告》，河南這回走在前面，1958年2月2日發出，中央於2月7日向全黨轉發了。河南省委的報告說：“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給我們以敢於理想、敢於向前看的無限勇氣，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貫徹執行主席的六十條指示，就能縮短我國的過渡時期，在這與帝國主義比時間、比勝負的時期，中國的大躍進，對世界的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河南確實這樣說到做到，后來放糧食衛星，辦人民公社，放煉鐵衛星，都走在全國的前列。許多省紛紛表示決心，要在5、6、7年時間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提出的任務。許多省市的地方工業。在此后5年內不是增長百分之幾十，而是要增長幾倍。在杭州和南寧會議上，因干勁大受到表揚的甘肅，這時決心在5年內，地方工業產值要比現在增長16—19倍，以趕上或超過農業總值。

    接著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論。以對立統一的辯証法法則說明，事物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認為“積極平衡和消極平衡，這是計劃工作中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眾的積極性，不斷地提高落后的指標和定額，這就是積極的平衡，否則，就是慢與差的消極平衡。隻有沖破舊的平衡，達到新平衡，事物才能前進，社論以此論點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進，說當時工農業“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躍進。但是那時候有一些人被這種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中的不平衡狀態驚呆了。他們隻看到這種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進步中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困難，以為這也困難，那也困難，惶恐得很。這就是因為他們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缺乏正確的了解，對黨和廣大群眾克服困難的力量缺乏足夠的估計。因此就錯誤地提出了‘反冒進’的口號，給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群眾高潮潑了一瓢冷水。”社論認為工業農業的“大躍進”局面已經到來。最后號召：“我們必須反對庸俗的平衡論，或均衡論，反對消極的平衡方法。從庸俗的平衡論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我們也就敢於躍進了。”從此以后，計劃工作中不斷地出現層層加碼高指標，“打破平衡”、“積極平衡”成為計劃工作的理論﹔從此高指標風漫天而起，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