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貢獻【2】

二、參加文化論戰，闡述馬克思主義文化觀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關於東西文化特點、性質及關系的思想學術論爭在國內持續不斷。20世紀20年代以來，論爭的焦點由東西文化的差異轉向如何處理東西文化間的關系，以梁漱溟、梁啟超、章士釗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異軍突起，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楊明齋以專著《評中西文化觀》和《中國社會改造原理》深入系統地批判了這一思潮，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源流及特點，並系統闡釋了其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指明了隻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中西文化精華，創造新文化，才能逐步走上中國文化復興之路。

（一）運用物質統一性原理，論述了文化的基本內涵與本質，明確了其唯物主義的文化觀

楊明齋指出，世界統一的基礎是物質，“人類生活的根本，原來就是那些養生的物質”。一方面，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精神是生理之集合的一種表現……生理是受物質支配的” （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黃山書社，2008年，第9、18頁。）﹔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了意識的能動性，認為“利用”與“所恃”兩種心理決定人類精神與意志，從而影響人類行為結果。在此基礎上，楊明齋認為文化是人類生活演進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輔助人類生活的方法，源於“人類生活之最初同物質現象之接觸時所起的那些驚異奇問及由經濟生活條件中所得的種種經驗和知識”（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89頁。），並指出文化本身的成分是理與情，用理與用情是人解決與自然及人自身關系的基本方式。

以此為根據，楊明齋批判梁漱溟“意欲決定論”的荒謬性。針對梁漱溟認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樣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5頁。） ，意欲是生活的根本，文化根源於民族生活樣法最初的根本的意欲的觀點，楊明齋強調，“意欲”不過是人類生理要求藉神經系的表現，受制於生理的支配。針對梁漱溟從“意欲”決定文化路向出發，從文化認識論上界定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化系統的根本精神、生活態度以及文化特質，並得出的“文化三路向”結論，楊明齋列舉了諸多自然科學的實例，說明人類意欲皆向前發展，意欲變化受到物質、自然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影響。他還從經濟生產的事實出發，論証了民族的意欲由個體而集成，民族文化的不同非由意欲決定，而是由於前進求榮脫痛苦的步驟不等才導致的發展差異。

針對梁漱溟“直覺即仁”的論斷，楊明齋集中剖析了“直覺論”的錯誤。楊明齋從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出發，明確了感覺、理智、直覺的涵義及各自的作用，指出感覺是生理的自然作用，理智源於經驗和習慣﹔並通過分析孔子的人生態度，指出孔子的人生觀源於天道自然的變遷，因而是客觀的，而仁只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結論，人類行為最終受到客觀經驗及社會環境等外界條件影響，直覺是人類求知的工具，應以感覺、理智為基礎。在所有對梁漱溟的批評者中，“隻有楊明齋和保守主義雜志《學衡》的編輯劉伯明想到了要從反直覺主義的角度入手進行辯論”（〔美〕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頁。） 。可見，楊明齋對“意欲決定論”和“直覺論”的批判在當時具有開創性和導向性的作用。

（二）運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原理，分析了文化的社會功能及作用，明確了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依存關系

楊明齋認為經濟是人類生活的基礎，文化的產生、發展受到地理與經濟因素的影響，而政治“源於經濟及維持某種經濟組織之秩序”（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10頁。） ，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組織的發展而變遷，並強調研究社會的改造應根據經濟生產、地理環境的具體實際，同時也不能忽視文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依據這種理解，他認為秦既是“封建終局”，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界線。秦以前的中國社會是部落生產社會，之后是以家族共產經濟組織為基礎的專制社會，社會形態和經濟生產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導致了以秦為界前后兩種文化觀念的巨大差異。他還指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到秦以后急轉直下，原因在於專制統治與儒教結合形成“獨尊儒術”的局面，儒釋道合流的結果便是“對於一切實事的分析求理取了消極”，逐漸蛻化為隻講“情”的修養，輕視經濟世俗，從而失去了文化創造的活力（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北平研究社，1929年，第6頁。） 。

針對梁漱溟所倡揚的儒家禮教“仁義”精神，楊明齋運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認為儒家思想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基礎上，“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更非極高的理智的教育普及一般民眾，所有的社會皆有平等相當的經濟上的條件享受以及相等的理智之明不可做到”（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60頁。） ，並從大多數平民的生活現實出發，揭示了梁漱溟文化思想與實際生活的矛盾，如梁漱溟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東方文化無征服自然態度而為與自然融洽游樂”（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79頁。） 。對此，楊明齋根據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認為人類的思想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離開征服自然的民族不可能存在，中國人在歷史上利用煤、五金以及印刷造紙等皆是征服自然的明証，大多數平民慣於“平和安分知足”是因為“經濟的條件之限制”（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27頁。） 。

（三）運用唯物辯証法的基本原理，闡釋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認識到文化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楊明齋認為唯物辯証法是“社會主義者求知識最重要的工具”，並闡述了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他認為對立統一規律的內涵是：“事物之自然發展的諸勢力一時保持均衡，不久諸勢力的質量之自然增加的結果產生矛盾﹔由於這種攪亂了那種均衡，不久產生新的基礎﹔於是又在這新的基礎上恢復了新的均衡”（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北平研究社，1929年，第6頁。）。可見，楊明齋已經基本抓住了唯物辯証法的精神實質，即強調矛盾的普遍性，對立統一規律始終貫穿於事物運動發展的全過程。他對於中國文化特點的分析也貫穿了辯証法的基本精神，認為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源於經濟的發展要求，在社會發展和經濟生產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民族文化有普遍類同和特殊兩種情形。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國歷史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理論和記載具有重要價值，在世界文化上佔有極高的位置，認為中國優於西方的文化道德在於“退讓留情的習慣總能夠達到互助”（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第143頁。） ﹔另一方面又批評了傳統文化偏重講“情”，分析了其對數千年來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不良影響，認為儒家治國歷來有教無治，並進一步從傳統道德觀的角度剖析傳統文化的弊端，認為儒家片面強調修己而忽略了改變客觀的環境，遇到環境變遷以及外族的侵略便顯出其政治上的無力無能，並認為今后的政治要盡力發展工業、科學及改變環境的教育。

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也在楊明齋的文化觀上有所體現，如他認為“萬物之形體無論是有生或無生人造的抑或自然完成的都是經過許許多多的變遷情形而后終能夠成就一種形景”，任何事“愈不憚試驗而后終可以得到較善的方法”（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第150—151頁。）。但是他並未做進一步的論述，可見他對此的理解還是初步的。

楊明齋也初步闡釋了“文化惰性”理論。他認為文化愈深、歷史愈久的民族，抵抗歸化外來的文化力也愈強，即使“吸收了外來的文化，也必改其本來的面目”。在此基礎上，楊明齋指出了文化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一方面“民族性是歷史的”，改換要在“發揚國故”的基礎上“經過長久的工夫與試驗”﹔另一方面文化要“維新”，須“應和社會的潮流”。於是，他提出了“比較”“採擇”的方法，強調文化的發展先要深入了解中西政治、歷史及文化，“察其文化之比較益於大多數社會生活及有普遍與比較長久性者”后方能“得到比較良好之採擇的結果”（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6、142頁。）。

（四）依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偉大作用的原理，論述了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明確了文化發展的平民立場

楊明齋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從人類文明演變歷程出發，分析了諸子思想的歷史源流，認為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偏於講人情及自修而疏於論理，並指出文化的價值在於得到民眾的廣泛採納與運用，應有益於人類生活。對於梁漱溟、梁啟超僅以中國傳統典籍為材料來考究中國歷史及文化，他批判二梁“把生活之實事和書本子上的說話空論相比較混為一談”，“迷於經濟之進化的歷程”，以致“不肯承認中國大多數社會生活之實況”（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92、139頁。） 。如梁漱溟認為貴族、平民、奴隸等階級等級制度在我國已經不存在，楊明齋則以中國歷史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等級尊卑觀念進行了反駁。他也批評梁啟超研究政治思想史缺少代表平民生活狀況的材料，提出需要考察其對現在大多數平民現實生活及思想的影響，才能求得文化的真相。

在此基礎上，楊明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認為民族文化隻有依據大多數平民生活的事實，進行“實地的試驗與比較”，並緊密聯系平民生活的實際，才是“民族自己所創造及享受的文化”（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90頁。） 。可以說，楊明齋在文化問題上強烈的平民意識，與他在蘇俄多年勞工經歷有關，也與馬克思主義者重視理論與實踐統一的趨向分不開。同時，他對平民價值的發現與關注，也反映了五四時期因各種社會思潮的傳播，以及因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而在國內 “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產生的平民意識”（參見朱志敏：《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楊明齋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強調民眾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闡釋並傳播其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有助於鞏固與擴大馬克思主義更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