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貢獻【4】

四、正確認識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貢獻

楊明齋作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國代表團中的一員，對推動中共建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傳播，也積極影響了當時的進步青年，《評中西文化觀》的暢銷及再版發行証實了這一點。正確認識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應該利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將其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審視，這有助於我們管窺中共早期對馬克思主義傳播所作的努力。

（一）中共早期文化事業的拓荒者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到3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逐漸分化出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思潮流派，各自展現出不同的理論風貌，並形成對立與交鋒之態。楊明齋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依據馬克思主義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對文化保守主義這一思潮進行了有力地批判，其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在當時也得到了積極而有效的傳播。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的精力主要“轉移到更加急迫的現實政治問題”（寇清杰：《中國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西文化觀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頁。） ，對東西文化論戰的直接參與有所減少，而瞿秋白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於文化保守主義的批判也缺乏具體的思想針對性，楊明齋無疑是同時代中共黨人對文化問題系統地作出立足於唯物史觀研究的先行者。

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歷史文化的特點時，楊明齋引用了大量的中國哲學史資料，並闡述了兩者的共通之處，如他對辯証法的理解，引用了《道德經》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等來說明“中國早就有類似辯証法的觀察事物之自然的說法”，並指出兩者對“事物之全體性觀察所得都是一樣的”（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第6頁。）。可見，中國哲學對他接收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發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在對西方歷史文化分析比較的基礎上，指出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種種弊病的根源，社會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精華，可知西方歷史及文化是其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第二道底色﹔而多年的工讀經歷又為他理解馬克思主義烙上了濃厚的平民色彩。這三者在其接受馬克思主義時發生了視域融合，影響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傳播，對現今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仍具有啟示意義。

首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共通之處，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廣泛傳播並得到廣大人民認同的根本原因。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當今發展應與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提升和促進傳統文化內在生命力的同時，它自身也能夠從中汲取精華和優勢互補，推動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其次，中國文化應重視平民文化的發展。楊明齋強調文化是社會大多數人生活的方式，並積極肯定了平民在創造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平民文化是平民自己的內在性文化，能幫助並引導平民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這和現在市場經濟倡導個體獨立平等的價值導向是一致的。而平民文化健康良性的發展，也能夠推動整個社會精神風貌的提升。再次，文化的發展應立足於世界，開闊視野。楊明齋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認為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應該“比較”“採擇”，這一點對於我們現今的文化建設仍具有借鑒意義，既要深入學習西方文化的長處，也要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在理性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對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全面綜合的建構。

（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新路徑

日本一度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最有影響的路徑，中共早期核心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都是從日本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並在國內宣傳與傳播。十月革命后，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影響，也加速了蘇俄路徑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蘇俄路徑傳播的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路徑最明顯的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得到了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的積極推動。蘇俄路徑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是“最晚的然而也是最為有力的一條途徑”（彭繼紅：《傳播與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7頁。），這說明了蘇俄路徑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及中國化過程中發揮的重要影響。在這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缺乏系統性和廣泛性，更沒有引發實際的社會革命。當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了解仍極為有限，一開始尚未作出明確的抉擇，如李大釗在最初介紹蘇俄模式和西歐模式兩條社會主義道路時，並未將兩者對立，甚至對非暴力的社會改良持贊許態度，認為英國“沉默”與“調和”的革命，“能在風平浪靜的中間，完成了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國民，真算英人為第一了”（《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頁。）﹔甚至李漢俊在中共一大上，就曾提議“應先派人到俄、德國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如馬克思主義大學等”（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頁。），要對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社會黨的革命進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決定。可見，中共黨人最終選擇走蘇俄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長期的探索，無疑俄共（布）派來的代表團加速了這一歷史進程。

楊明齋作為代表團中一員，在俄學習和工作多年，加上他曾多次參與蘇俄革命斗爭，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接受主要來源於蘇俄，其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從內容上來看也基本來源於列寧主義，如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方式和政黨建設問題，且特別強調政治﹔在群眾史觀上，列寧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些在楊明齋所理解和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上得到了明確的體現，如楊明齋強調政治，認為政治和教育是社會改造的工具﹔在經濟上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並認為各國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特殊性﹔主張理論應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普通民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中國政治改造的前途在於民眾運動，以及落后國家通過“中間環節”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都是以列寧主義為直接思想源頭的。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楊明齋通過編譯文章向中國人民介紹和宣傳蘇俄革命經驗，輸送大批青年到蘇俄學習，並積極推動建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闡發其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和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以蘇俄路徑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對於在“五四”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選擇蘇俄道路，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綜上所述，楊明齋積極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但不可否認的是，囿於歷史和自身理論素養的局限性，以及長年的工讀經歷，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帶有濃厚的蘇俄色彩，如片面強調普通民眾的力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功能，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也“明顯地受到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影響”，且“印上了時代的印記”（李毅：《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新儒學》，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0頁。 ）。另外，他在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慣於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意譯，很多理解不夠深入，也不准確，如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以及社會改造的具體途徑等關鍵性問題沒有提及或闡述得很不明確，在引用馬克思經濟學原理分析帝國主義本質時，只是有選擇地對剩余價值理論進行了粗淺的介紹，且其表述也存在詞不達意的情況。總的來看，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缺少系統性，缺乏學理上的深刻認知和建樹，很多理解還只是初步的，僅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上。特別是因為當時中國革命斗爭的緊迫形勢，楊明齋也沒能將其理論有效地運用於革命實踐，使得其理論闡發在當時發揮的積極影響也很有限。但楊明齋的很多理論認知和闡述在當代仍具有鏡鑒性意義，我們隻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事業，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本文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2級博士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