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貢獻【3】

三、論証社會主義的先進性，初步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成為不少知識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隨著民族危機加深、民族主義思潮高漲，在中國知識界興起了一股討論社會主義的熱潮，主要集中在討論蘇聯及其“一五”計劃成功的原因，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和追求上。楊明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理解源於蘇俄，而他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實現方式的思考，也主要來源於對蘇俄革命的考察和總結。可以說，楊明齋的認識代表了當時中共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水平。

（一）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指明了社會主義的先進性，明確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楊明齋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揭示了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認為義和團運動體現了“對資本帝國主義表示的抵抗力”（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第 132頁。） ，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專制舊勢力未被徹底消滅，民族資本力量弱小，缺乏共和的經濟基礎。針對梁啟超認為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就有了“世界主義”“民本主義”“社會主義”，“為我國人夙所信仰。無論何時代何派別之學者，其論旨皆建設於此基礎之上”，並認為我國自春秋以來的政治便注重國民生計的分配，“含有社會政策之精神”，“故全國人在比較的平等組織及條件之下以遂其生計之發展”，（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4頁。 ）並提出西方的“科學社會主義”早已存在於“孔孟之道”中，中國現階段僅需發揚國故，無需向西方學習。對此，楊明齋批判梁啟超混淆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政策，指出社會主義產生於人類經濟生產演進過程中，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對立，也有別於個人私有制。

針對章士釗批評西方文化重“物質”輕“精神”，中國農業文明“取義在均”“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戒爭”“尚儉”等優點，認為“中國可長為農業國”而主張“隱然逃工歸農”（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56、159頁。）。對此，楊明齋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一方面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出發，指出中國帝王將相的窮奢極欲由來已久，並歷數中外戰爭史說明戰爭並非在於農工生產方式的區別，“而是生產不足，分配之不均，教育之不適宜與不普及”﹔並進一步從地理與經濟的關系、種族發展以及基督教的教義三方面分析了西方政治、文化、歷史的特點，指出歐洲“德謨克拉西”（民主）政治與科學的產生歷史悠久，其文化“偏於論理及干涉人”（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64、264頁。）。另一方面，楊明齋又以近代歐洲的戰亂以及貧富分化等社會實際為根據，揭露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假象，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種種流弊並非工業生產所致，而是緣於分配制度和財產權制度不合理。

在此基礎上，楊明齋列舉了社會主義“均勞力，發展生產和均民用的享受權”，提倡國際主義和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掠殺，“解放弱國弱族，使其自由的發展生產經濟財政和教育”，以及主張自由通商等特點，是“打破國家資本帝國等主義的一種解決經濟進化所產生之流弊的方法”（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第183、140頁。）。他還認為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時，中國向西方學習勢在必行，但絕不是照搬人家的“器物之利”“共和之制”，而是結合自己的國力，進行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綜合的構建，最后還指明打破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社會主義者的義務，中國採納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可見，楊明齋較准確地把握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並認定了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

（二）闡發了社會主義實現的途徑，認識到人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從而明確了民眾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手段

楊明齋認為社會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的生產勞動者，“政治是治理民眾生活實事” （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第164頁。），經濟生產、文化創造和革命斗爭也必須集中民眾勢力的力量。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政治在於隨時解決民眾目前的生活問題，指出政治是用“理”，是一時的“強力”，“隨著事實變遷”必然失去“適用性的效力”，而教育是用“情”，因此“化民工具是教育而不是政治”。他還認為應該從政治方面入手改造以往固有的文化和教育，並提出了對策與建議，如“盡力的發展工業與科學”，同時還要避免發展過程中所試驗的“流弊”、提倡“改變環境的教育”“平均城市鄉村的生活幸福”“普及留情和技術並進的教育，從負擔教育衛生義務上節制無限的生育”，以及“設立聯縣移民的組織，以便隨時調節過剩的人口”（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第189—191頁。）等，這些思考對今天仍具有啟發性。

在中國革命實現手段和主要途徑上，楊明齋強調：“我國政治改造唯一的方法經真正為主義犧牲者的作長時期普遍性的民眾運動”，進一步指出民眾運動成功所需要的條件在於普及政治經濟教育、樹立新道德的基礎、推動進化以及避免循環式以暴易暴和無目的的犧牲。他還總結了民眾運動的經驗教訓，認為運動所宣傳的主義應切合大多數平民的生活實際與需要，從下而上切實地做起，同時還要嚴防舊勢力和惡勢力的妥協投機，最后指出：“所有政治改造的前途的命運，如何唯一的在乎民眾運動是否成熟與普及”。（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第191、195頁。） 可以看出，楊明齋從歷史和社會生活的事實出發，將人民群眾視為社會生活的主體和歷史的主要創造者，體現了其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三）闡發對俄國革命和新經濟政策的認識，初步認識到革命發展的階段性問題，明確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發展應結合中國的實際

曾在蘇俄生活多年並親身參與過保衛蘇維埃革命斗爭的楊明齋，除了積極向國人宣傳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外，還通過編譯文章全面介紹蘇俄的革命經驗和政策方針，特別是蘇俄的平民教育和職工聯合會發展史。他在分析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時，認為正是在於它“尊重多數民眾需要的事實，在實事要求的根據上用遷就的方法實行他的主義”，並認為其反對派的失敗在於“死守空洞的理論與不適合民眾應用的方法”（余世誠、張升善：《楊明齋》，第57頁。）。對於蘇聯當時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他認為革命應有相應的經濟狀況為基礎，分析指出，因為俄國的經濟比較落后，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二者都是過渡時期的東西”，並指出：“現在的蘇聯俄國的蘇維埃政權組織的成立是非由於俄國自身的經濟狀況成熟的，而是由於本身的政治——專制的帝制——和環境——歐洲資本帝國主義及其世界大戰促成的”，並指出：“所有蘇聯俄國的現時種種政治都是努力的犧牲和試驗的過渡的狀態”（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第103、139頁。）。由此，他強調：“我國在現時的最大多數貧民和最大多數農村家族共產集中的經濟狀況”，“在最近時期是沒有資本主義組織之要求的實事”，因此在可能的范圍內執行能維持現狀和實事需要的組織和政策，這是“中國現在與最近將來必然的過渡的社會改造的局勢”（楊明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第168—169頁。） 。

可見，他已經認識到中國的革命需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點在1930年他寫給張國燾的信中得到了証實，他說：“中國有特殊的經濟條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歷史，要改造中國必須利用民族所有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歷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農民的組織，必須根本地改變從前做事的方法……要立下黨的基礎和得信於群眾”（楊宗文、李玉曉:《楊明齋資料的新發現》，《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楊明齋關於中國革命道路要踐行實事求是原則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代表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對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也是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覺意識和歷史總結。至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及步驟，並未做進一步的論述，可見他的理解還是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