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軍訓練工作【2】

擔子確實很重。

不久，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總司令、聶榮臻代總長和我，一起研究軍訓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說，各個國家都有很健全的軍訓部門，德國有訓練總監部，日本叫陸軍三部，國民黨也有個訓練總監部。我們建國了，隨著作戰任務的逐步減少，今后軍隊將以訓練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個統管全軍軍事訓練的部門。

講到這裡，大家都非常興奮，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起來。說的意思就是，過去我們長期處於農村游擊戰爭環境，現在我們奪取了全國政權，人民解放軍成為國防軍，隨著形勢的發展，就不能沿襲過去那種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和游擊習氣。軍隊要向正規化、現代化走，要由低級建軍階段走向高級建軍階段。

周副主席、朱老總和聶總都反復強調一個思想，要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就必須進行現代化、正規化的訓練。我記得朱老總打著手勢說：“不搞正規化、現代化的訓練，就是有現代化的裝備也不成。今后，不能練兵的指揮員，也不能指揮打仗。軍隊平時就是以訓練為主。”

大家一起研究確定了軍訓部成立后的幾項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軍軍事訓練計劃﹔二是組織編寫條令條例﹔三是籌備組建陸軍大學，而當務之急是盡快地把軍訓部組建起來。

周副主席對我說：“具體方案由你提出，交榮臻同志審定。”

我從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一直在沙場征戰，20多年來，槍林彈雨，從南方打到北方，又從北方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塵未洗，又受領了新的使命。作為一個參加過人民軍隊初創斗爭的老兵，我為自己能夠在歷史轉折關頭擔負這樣神聖的使命而感到光榮，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說實話，心裡還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現代化知識，擔心不能勝任工作。

當我正想說出自己的顧慮時，見朱老總和聶總正用信任的目光看著我，話到嘴邊又咽回了。還在解放戰爭進行當中，我同朱老總、聶榮臻以及葉劍英等領導同志接觸時，就聽他們談起軍隊的訓練問題。他們這些老軍人，深知訓練對於軍隊建設的重要性，那時就在為新階段建軍的訓練方針和任務籌劃著。有他們支持、幫助和指導，我還有什麼顧慮呢？

在戰爭年代，我雖然主要是領兵打仗，但也有過主持軍事訓練的經驗。紅軍時期，我三次帶農民軍，從立正、稍息、端槍、瞄准開始，硬是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訓練成了能攻善守的紅軍戰士。下井岡山后，我擔任過紅軍教導隊的隊長﹔湘鄂川黔時期，兼任紅軍學校的校長﹔全國解放戰爭中，兼任過華北軍政大學副校長，對於軍隊訓練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別是我在青少年時代就喜讀兵書，注意古今治軍經驗，對於訓練軍隊有些想法，想到這些，我堅定了信心。

組建軍訓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腳點”。好在當時房子並不緊張，軍隊進城時，佔了一些舊兵營和官僚的房產。華北軍區參謀長唐延杰與我看了幾個地方，最后選中東四七條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也不多，但環境僻靜，適宜辦公。人民軍隊勝利后第一個軍訓部便設在了這裡。

有了辦公地點，緊接著就是選調干部。選人比選房子要復雜得多。我們定了選調干部的三條標准：一是政治強﹔二是有作戰經驗﹔三是有文化。當時從華北軍政大學選調了一部分懂訓練的人員，還從各方面選調一些有經驗的領導干部，如李鐘奇、劉光弟、吳偉、葉楚平、陶漢章、蔡鐵根、蹇先佛等，他們勤奮實干，成為軍訓部初創時期的骨干。

干部調齊后，根據工作任務，建立了部辦公室和訓練局、軍校局和出版局等。幾個局大都是新建的，隻有出版局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時期建立的軍委四局改稱的。局長是童陸生，是一位對中國的古典文學、歷史和中外軍事典籍都有涉獵的人，早在延安時期就開始組織人陸續翻譯一些蘇軍的教材和收集中外軍事資料。軍訓部成立后，更系統地翻譯了蘇軍的條例、條令。此外，他還組織人員廣泛收集各種軍事圖書資料，包括國民黨的操典、條令，還有日本、德國的操典等。后來軍訓部編寫條令，大家都到他那裡查閱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