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軍訓練工作【5】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1951年1月15日，南京軍事學院開學了。學員是由總干部部負責招收的，由軍委批准。我軍一些著名的將領像陳錫聯、楊得志、許世友、陳再道、楊勇等，當時都是第一期的學員。軍事學院的學習正規、嚴格，學員不論職務多高，一律按統一要求，過緊張的集體生活，按規定的教材上課，參加考試。有一些老干部適應不了這種嚴格的學習生活，他們從游擊戰爭的環境過來，習慣於帶兵打仗，坐不住，特別是到考試便叫苦。他們向劉伯承院長反映，說這樣學下去受不了，劉伯承院長很幽默地說：“天底下隻有餓死的，沒有學習學死的。”他們都照劉伯承的指導，繼續努力學習，也學好了。

從思想上說，這些同志倒不真是怕苦，長征那麼苦都走過來了，學習上的這點苦怕什麼？主要原因還是對學習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特別是驕傲情緒作怪，認為過去沒有學習，也打了勝仗嘛！這種想法在當時比較普遍，也是影響正規化建設的主要思想障礙。

我總認為，軍官必須要有知識，高級軍官，知識要更高些。古今中外那些有影響的軍事將領，都是有知識的，孫子如沒有知識如何寫得出千古不朽的兵書？蔡鬆坡（蔡鍔）如沒有知識，又如何寫得出膾炙人口的曾胡治兵語錄？憑經驗能不能打勝仗呢？能，但不會總能。經驗畢竟是有限的，不自覺的，比如，不懂得電子技術，又如何能指揮現代戰爭？所以，我始終認為，軍隊干部必須學習，要成為有知識的人。當時，我們軍訓部配合軍事學院，針對有的干部不愛學習的思想障礙，做了一些工作，慢慢形成了一種濃厚的學習空氣。

那個時候，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十分重視干部的學習。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學習就當不了干部。這也使全黨全軍學習蔚然成風。

在籌建軍事學院的同時，軍訓部還抓了全軍其他各級各類院校的組織工作。建國初期，我曾對全軍院校排隊，發現陸、海、空軍和防空軍都有院校，陸軍中的步兵、炮兵、裝甲兵、通信兵、工程兵也有院校，隻有化學兵沒有院校。我認為化學兵是個重要的兵種，在現代戰爭中不能缺少，而當時又特別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我就向軍委建議組建化學兵學校。

組建一個學校首先要選校長，我馬上想到了張乃庚。張是北京某大學化學系的高材生，抗戰初期到晉察冀參軍，當過教導隊隊長，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我向聶榮臻代總長建議，聶也知道這位同志，我一說他就同意了，我便給總理寫報告。很快，報告轉到主席那裡。1950年11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了我的報告，又過了一個多月，化學兵學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遷到北京的南口。

隨著部隊正規化訓練的全面展開，軍事院校也不斷發展，各大區、各軍兵種還要創辦各類院校。為了統一規劃，我組織軍訓部的同志分赴各大區，一個單位一個單位認真調查，對院校的數量和分布進行科學論証。當時我們摸清了三個情況，一是全軍有多少個排長﹔二是有多少干部要提升﹔三是有多少干部要轉業或退伍。這樣也就摸清了全軍共需要各級各類院校的總數和各類院校的規模、招生數額等。我們把全軍院校分為“三級制”，即培養初級指揮員的基層軍事學校﹔培養中級指揮員的軍兵種高級軍事學校和培養軍以上指揮員的全軍最高學府——高等軍事學院。后來我們又提出，基層軍校培養的排長、連長、航空員等要達到大學水平，上可以一直提升到國防部長﹔如果退伍回到地方，其文化水平也可以當教員、當經理、當廠長等建國干部。

我們這樣考慮問題是從當時的國情和部隊干部隊伍長遠建設出發的，我認為把院校招生同干部的進退結合起來，把干部任命和復轉結合起來，軍隊院校培養出來的軍官，既能治軍，又能治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兩用人才”，就能使干部隊伍像活水一樣流動，保持生機。

為了建設好全軍的軍事院校，我們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院校建設調整方案。

我把這個方案拿給劉伯承和葉劍英看了，他們很滿意。劉還說：“你去向主席匯報一下！”

我就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的葉子龍，說：“我要向主席匯報工作，能不能安排一下。”

葉子龍說：“等我通知吧。”很快，葉子龍打電話來，說主席要我去匯報。

我拿了早就准備好的五張大表，到主席那裡，我說：“主席，我要在你的牆上挂幾張圖。”主席問我為什麼，我說：“這樣可以一目了然。”主席說：“那好，你就挂吧。”

我把圖挂在毛主席面前的牆上。這五張圖把全軍軍事院校的布局、縱向和橫向的關系以及教學內容、訓練計劃等都反映出來了。毛主席一邊看，我一邊解釋，他隨時提問，我指著圖一一回答。很快，他說：“你要匯報的問題我已經清楚了。很好，很好！”那天，主席顯得特別高興，臨走時還對我說：“你以后再來嘛！”

1952年6月，毛主席批准了我們提出的全國軍事學校進行統一調整的方案，將全國五所高級步兵學校縮編為一所總高級步校和兩所高級步校，將17所步兵學校縮編為9所，並決定在哈爾濱籌建軍事工程學院，培養陸海空軍高級技術人員。經過調整后，全軍共有各級各類院校91所，各院校的訓練對象、學制、訓練計劃、教學內容等，都趨於正規化。

1952年11月，軍校部成立。從此，全軍院校工作有了專門的機構進行統一領導。

從1950年6月到1954年11月，我擔任了4年多的軍訓部長，主持全軍的訓練工作。回想起來，這段時間無論從我們黨、我們軍隊還是從我個人來說，都是一段難忘的歲月。那是一個真正齊心協力搞建設，全心全意干事業的時期，大家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到處充滿了朝氣。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