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軍訓練工作【4】

1953年6月以前，部隊訓練主要還是以學技術、學文化為主。當時蘇聯援助了我們許多武器裝備，我記得大概有××個航空兵師、××個步兵師的裝備，還有××艘艦艇等等。我們的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一下子提高了，但是，部隊廣大指戰員多為文化不高甚至沒有文化的農民，掌握這些武器裝備就發生了困難。先進的裝備不會用，就等於一堆廢鐵。所以，學技術、學文化就成了當時十分迫切的問題。1950年我們在全軍掀起以學技術為主的技術訓練熱潮﹔1951年總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為全軍訓練的中心任務，提出向文化大進軍的口號。

當時全軍廣大指戰員學技術、學文化的熱情高漲。新中國成立了，在政治上翻了身的人們，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為真正的國家和軍隊的主人翁。正是這種精神動力，使部隊的文化素質提高很快，許多指戰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難度較大的技術。記得有這樣一件事：50年代初期，蘇聯曾幫助我們訓練了一個坦克師。過去我們沒有坦克師，也沒有這方面的訓練經驗，蘇軍在提供裝備的同時，還派人來幫助我們培訓人員。由於指戰員刻苦認真，僅用半年時間就把裝甲部隊的戰術技術基本掌握了。蘇軍教官很驚訝，也很滿意，直伸大拇指。他提前完成工作。有許多教官比預計的時間提前撤回國。

當時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什麼都學蘇聯。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那時世界上真心真意幫助我們的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政府和斯大林是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我們不可能在50年代就建立起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蘇聯給了我們物資和軍事裝備援助，我們隻能學蘇聯。當然，任何一件事強調過了，就難免有失偏頗，如有的同志主張“不走樣地學”，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完全照搬蘇聯，這都是不足取的。那時，各個單位都請蘇聯顧問，部隊的特種兵學校和師以上單位都有顧問，有些顧問不了解中國情況，有些意見也難以實行。但總的來說，那時對於學蘇聯的問題，我們是把握得好的，蘇聯顧問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蘇聯顧問，我十分懷念曾一起共過事的格拉茲諾夫。他是我們軍訓部的首席顧問，我剛到北京時，他就來了，住在一個旅館裡。那年他已經57歲了，是蘇軍的一個中將軍長。我每次去他那裡，都見他在伏案工作。旅館的條件不好，連個寫字台也沒有，他就趴在茶幾上寫教材。他為人坦誠、忠厚，我們常在一起交談，我曾問他：“您在哪裡讀的書？”他說，他是雇農出身，隻讀過小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十六七歲，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在寒冷的戰壕裡，他聽到了十月革命的炮聲，當時列寧號召所有的沙皇士兵扔掉槍回家去，他響應了。回家后又出來當了紅軍。他說，他的文化和軍事知識都是在紅軍中學的。

聽了他的話，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個隻讀過小學的小雇農，當紅軍后，派到蘇聯最高軍事學府——軍事學院——畢業當了高級將領，還來中國當軍訓部首席顧問，真值得人們學習。工作中我們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這種情況畢竟不多。當時，我們與蘇聯顧問彼此都很真誠，一方真誠地學，一方真誠地幫。在南京軍事學院時，陳毅和劉伯承也曾對我說起蘇聯顧問的事，說軍事學院的教材都是他們編的。陳毅與那位60多歲的首席顧問談話，認為顧問有知識，是認真地顧和問。

1952年12月，第一次全軍參謀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毛主席關於要“開展正規訓練，迅速提高人民解放軍現代作戰能力”的指示，確定了從1953年6月開始全軍以軍事訓練為中心的訓練方針，並擬定了一個以戰斗訓練為主的正規訓練計劃。

在這期間，我們著重抓了高級干部集訓和機關演習。記得1951年在河南明港由軍訓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強步兵團演習，這是軍訓部第一次抓的諸兵種協同作戰演習，規模雖然不算大，但為即將展開的正規化訓練做了示范。1952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戰術演習，也為1953年的訓練創造了條件。類似的演習以后就多了，規模也越來越大，像1954年11月由軍事學院在山東半島主持的抗登陸演習，1955年11月在遼東半島由葉劍英主持的抗登陸演習，都是全軍性的。和平時期練兵，就是要搞好演習，因為這種近乎實戰的演習，對組織指揮和戰術協同能力，是一種綜合訓練和檢驗。我們開展正規化訓練，必須下大力抓演習，在這點上，軍訓部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為各部隊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1953年底，我們在年終總結時，對這時期的工作做了這樣的評論：“1953年下半年我軍按正規統一計劃進行部隊訓練，這是我軍走向正規化一個重大的成就和正確的措施。”我認為，這個評語反映了我們這段工作的實際情況。

組建軍事院校是我在軍訓部期間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籌建陸軍大學（1950年11月軍委正式定名為軍事學院）。全國解放前一年，軍委在華北曾建立了一所軍政大學，葉劍英任校長，他說，要注意收羅有知識的舊軍人。朱德總司令來校巡視，曾說，全國解放后，我們要辦高等軍事學府。這些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為此做了些具體工作。

從人民軍隊創建那天起，我們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軍事學校。因為我們這些老軍人深知治校對於治軍的重要性。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曾有過幾所很重要的軍事院校，如保定軍校、黃埔軍校，還有雲南講武堂等，中國一大批有才華、有影響的軍事將領都出自這些軍校，共產黨的軍事將領也有相當一批來自這些軍校，像葉挺畢業於保定軍校，徐向前、林彪是黃埔生，朱德、葉劍英來自雲南講武堂，彭德懷、黃公略來自湖南講武堂等。

在戰爭年代我們沒有條件辦自己的高等軍事院校，雖然各時期、各地區都創辦了一些紅軍學校、抗大、軍大等，但並不正規，學習內容也多以政治為主，學軍事學得比較簡單，不系統。新中國一建立，中央軍委就在籌劃創辦人民軍隊的最高軍事學府了。朱德、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等對這事最熱心、最認真。

記得我到軍訓部不久，成立了陸軍大學籌備委員會，指定我為籌委會主任。有一天，朱老總聽說我們要為陸大選校址，就說：“我和你們一起去看。”他和我坐車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軍閥陸軍大學的舊址，一看，過去的建筑不大適合於現代教學，同時，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來，不行﹔又到五棵鬆一帶，還不行﹔后來又跑到現在國防大學所在地紅山口，一連跑了四五個小時，他老人家還興致勃勃，邊走邊給我們講戰爭年代看地形的笑話。

開始，朱老總主張軍事學院辦在北京，但一直沒選到合適的地方。后來我到南京去，發現國民黨陸軍大學的校址比較好，就提出軍事學院的校址設在南京。這時，軍委已決定由劉伯承擔任軍事學院的院長。

提起這事還有段故事。當時，劉伯承在西南軍區當司令員，誰都知道，這是個有職有權的崗位，但他對軍事教育事業卻情有獨鐘。一次，他來北京，見到總理和朱老總，誠懇地說：“我年紀大了，想教教書。”朱老總早就想請劉伯承來當軍事學院院長，但還沒有提，劉一說，他非常高興，連說：“好，好，你來當校長。”早在二三十年代劉伯承就留學於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西方的軍事理論，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我們黨內文武兼備的大軍事家。現在請纓辦軍事學院，完全是為了我們軍隊的建設，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這種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我和劉伯承在工作上有過較多接觸，當我提出在南京辦軍事學院時，他欣然地說：“這事你定就行了。”那時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顧慮，有什麼想法直接就向總理、朱老總、劉、葉、聶幾個老帥提出，他們很快就拍板決定。

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聽說要在南京辦軍事學院也很熱心，對劉伯承說：“你在南京辦軍事學院，我當后勤部長，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來確實如此。

校址選定后，接著就是選教員。除了從部隊調一批有作戰經驗又有理論水平的軍事指揮員外，主要是從華北軍政大學調教員。我們早就准備了一批教員在那裡。前面說了，1948年朱老總就對葉劍英說過，要准備將來辦軍事院校的教員。我們那時打勝仗多，俘虜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找了200多人。

在利用舊軍人這個問題上，曾有過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麼能讓打敗仗的人來教打勝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怎麼能向舊軍人學習呢？

我認為軍事理論、軍事原則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不屬於哪一個階級、哪一黨派，資產階級可以用，無產階級也可以用。比如爭取主動的原則，集中兵力的原則，重點防御的原則等等，任何一支軍隊打仗都要堅持這些原則。正因為這樣，一部《孫子兵法》，古代人學，現代人也學﹔中國人學，外國人也學，超越了時代、階級和種族的界限。

1928年湘南起義時，朱德指揮工農革命軍同許克祥的部隊在砰石打了一仗。當時，革命軍用的是段祺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軍即用這個操典），而許克祥用的也是這個操典，結果，我們以一個團打垮了他一個師。那時我就想，一本操典，北洋軍閥用、北伐軍用、國民黨用、共產黨也用，戰爭結果卻不一樣，說明軍事原則是相同的，關鍵是看什麼階級、什麼人領導和運用。

1930年8月打長沙時，我那個部隊繳獲了五、六挺機關槍，組織起一個機關槍連，但沒有人會使用機槍，我就讓一個被俘的國民黨機槍排長來當連長。這位解放過來的排長，經我們一宣傳，就報名參加了紅軍。他技術很好，經他訓練，部隊掌握了機槍的射擊技術，很快投入戰斗，起了作用。當時我還沒有理論上的認識，只是感覺戰爭需要知識和技術，既然這位排長有，為什麼不能用呢？當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礎上使用。1935年，紅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邊戰場俘虜了國民黨中將師長張振漢，我在同他多次談話中，看到他戰爭經驗多，有軍事知識，請他到紅軍大學當教員，講軍事課，那時的思想就比較自覺了。

有時候我也去聽課，一為讓張放心講課，不要有任何顧慮，因為我是當時紅軍的高級指揮員，聽課時也和一般學員一樣，以“師禮”對他。另為使聽課的學員，他們是戰爭的勝利者，在這位俘虜來的老師面前，不以勝利者自居，而要虛心聽課，從他那裡學到知識。我還虛心地聽課，我的部下就更虛心了，起點學習帶頭作用。當然，我在聽課之前，也考慮過聽他的課，可以看出老師的水平和態度。

籌建軍事學院時，這個思想更明確。當時周總理、朱老總以及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等都是這個思想。我聽朱老總多次這樣講：“過去我們沒有條件學習，而國民黨則不同，他們有條件，很多人經過正規學習，有理論、有知識、懂技術，我們要利用他們來教學。”劉伯承也講過：“舊軍人經過改造，就可以來教我們，因為軍事原則，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大體是相同的、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