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全軍訓練工作【3】

經過近5個月的籌建，軍訓部的框架終於搭起來了，各項工作也准備就緒。6月，軍委正式下達任命我為軍訓部部長的命令。9月，我們召開了一個大會，宣告軍訓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體干部的任職命令。

這裡要特別提到，當時軍訓部的編制中，還有個高級研究室，也叫參事室。這是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設的，主要是安置國民黨起義將領和解放的高級軍官，如周亞衛、高樹勛、廖安邦、翟建新、馬鵬飛等，都在這個研究室，這也是當時軍隊中唯一具有統戰性質的機構。軍訓部初建階段，這個機構曾起過一些咨詢的作用。當時的主任周亞衛，曾任國民黨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我請他寫一份介紹日本陸軍情況的材料，他筆頭很快，幾天就搞出來了，其中關於“野營”（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預備役部隊）部分，我感到很有參考價值。他們雖然不參與決策，但經常介紹中外軍隊的一些情況，豐富了我們的知識，開闊了視野，也打開了思路。

軍訓部成立之后，我們立即著手抓編寫條令、制定全軍訓練計劃並組織實施，以及籌建陸軍大學。這三項工作都是開創性的，任務十分艱巨，調來的同志齊心努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提出了軍隊要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建國后軍隊建設的綱領。當時提出四個統一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這支軍隊過去長期處於游擊戰爭環境，殘酷的斗爭使各部隊必須獨立自主，各自為戰，雖然總的戰略指導思想是統一的，但從指揮上、制度上、編制上、紀律上都是根據當時當地戰爭的傳統習慣制定的。當時五大軍區都頒布了自己的條令，這在戰爭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國以后不久，1951年軍委制定了“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的建軍方針，就是適應這種新的歷史任務提出的要求。后來毛主席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更明確地提出了“五統四性”，即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統一訓練以及組織性、計劃性、准確性和紀律性，並指出“這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之一”。可以說，這些就是當時我們編寫條令以及組織部隊和院校訓練的指導思想。

編寫共同條令，是實現全軍統一的首要措施。記得1950年的夏天，我們在東單大華電影院（當時軍訓部沒有禮堂，開大會隻能租用地方電影院）開大會，我作了動員。會后組成了精干的班子，專門負責編寫條令。開始就是編寫紀律、內務、隊列三大條令。我們編寫條令，除了參考各地區的材料以外，還參考了古今中外的條令。中國軍隊隻有國民黨時期有較為完備的條令，我們當然不能以他們的條令為藍本，主要是參考蘇軍的條令。蘇軍的三大條令這時都已經翻譯出來，又結合中國歷史上一些好的軍隊管理辦法，加上我們自己的優良傳統和經驗，擬出了初稿。夏天開動員會，冬天便送審了。

周恩來總理當時指定由劉伯承審定三部條令，總理對我說：“隻要劉伯承點了頭，就算通過了。”劉伯承此時還在西南，我們編寫出一部分，就派專人送去給他審一部分。12月22日，劉伯承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說：“內務條令已研究完了，討論中所提的問題均由張戈同志面告，總的原則應該是：1.以蘇軍內務條令為藍本﹔2.以我軍優良傳統及其好的歷史習慣為基礎﹔3.一般的應簡明易行﹔4.適合現在，照顧將來，特別加強陸、海、空軍的建設及備戰的觀點。”

過了一個星期，他又給我來信，寫道：“對紀律條令之草擬，我們意見：1.應以蘇軍紀律條令為藍本並照顧我軍優良習慣與作風﹔2.條令內應注重教育，多講理少懲罰。”

根據劉伯承同志的指示，我們又反復討論並向五大軍區軍訓處長和有經驗有知識的人征求意見，草本先送一九六師去試驗，他們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擺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劉伯承同志那裡審查。1951年1月15日，南京軍事學院開學。在開學典禮上，我見到劉伯承同志。此時，他已調軍事學院當院長了，一見面他便對我說：“你不要急著走，等兩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聽了這話，我非常感動。修改稿送給他也就幾天時間，厚厚的一摞，他竟快要看完了。開學典禮后，我到揚州走了一趟，回來后，劉伯承同志捧著三部條令的稿本對我說：“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劉伯承審過的條令，送給總理和聶榮臻，他們都表示伯承同志審過了就可以定下來。這時，彭德懷從朝鮮前線回來，我又把幾個條令的稿本拿給他看。我對他說：“我們把條令搞出來了，從華北軍區調一個連來，給你演示一下吧？”

他說：“好！”

我就從華北軍區調了一個連，從立正、稍息，到連的隊列動作，一項一項地演練，隻用了兩個小時就把條令的主要內容演示完了。

彭總看了很高興，說：“可以，就這樣！”

2月1日，總參謀部頒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隊列條令和紀律條令（草案）》，在全軍試行。毛主席在頒發三大條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國勝利后，為了實現國防軍正規化、現代化的新任務，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動作、統一制度就成為全軍一致要求。”條令頒布的那天，我真是高興啊！人民軍隊幾十年風風雨雨，艱難奮戰，終於有了自己的共同條令，有了軍隊建設的准繩。后來，這三部條令草案又經過多次修改補充和頒發執行，但基本內容沒有變。

三大條令頒發后，部隊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貫徹條令也是正規化的教育養成，從軍人一舉一動，部隊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養軍人和部隊嚴格正規的良好作風。從貫徹三大條令開始，全軍各部隊逐漸走上統一的軌道。

在編寫條令的同時，第二項工作是部隊訓練。軍訓部成立后，一直把部隊訓練作為主要的工作來抓。我曾指定陶漢章負責組織編制一個全軍的訓練大綱。在此之前，全軍沒有統一的訓練大綱，各軍區各搞各的，為了便於將來統一指揮和統一管理，軍委指令制定全軍的訓練大綱。1949年和1950年部隊大部分在執行消滅蔣介石殘部的戰略追擊任務﹔1951年和1952年又赴朝參戰，作戰任務仍很緊張，沒辦法全面實施正規化訓練。我們從實際出發，前面仗怎麼打，后面兵就怎麼練。部隊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后，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戰爭規模大了，武器裝備也更加先進了，特別是炮、裝、工、通、化、鐵道等兵種，還有空軍都參戰，諸軍兵種的合同作戰成為新的作戰方式。這就對部隊的訓練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於是，我們在制定訓練計劃和組織實施訓練時，就強調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訓練。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國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訓練教育大政方針的。我在會上講了兩次話，對全軍的訓練方針進行闡述。這個講話事先搞了很長時間的調查，又對新時期軍隊建設的任務、特點進行研究，寫成稿子報到軍委審定后才講的。

記得會議開始前，周總理找我去，要審查這個講話。那天，我到了中南海總理的辦公室，隻見那裡已等了許多人，有外交部的、總參的、總政的……，大家都有事情要向總理請示，就排隊等候。輪到我時，已是夜裡12點了。我先把講話稿念了一遍，總理很認真地聽著。念完，他又把稿子拿過去，一段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們對訓練方針的制定，是很認真的。除事先與北京有關方面商量外，還多次請示劉伯承，概括如下：“在解放軍現有素質基礎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隊學會掌握現代化兵器及其他軍事技術，使指揮員學會組織與指揮各兵種聯合作戰與協同作戰，了解參謀與通信勤務，以加速我軍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

我對總理說：“這是比較完整的表述，有些復雜，不大好記，我概括為兩句簡單的話，‘掌握新的技術，學會聯合作戰’”。

這兩句話，前一句著重於技術方面的學習。后一句是在現代技術基礎上學會諸兵種協同作戰。

總理聽后，琢磨了很長時間，然后點點頭說：“行，就這兩句話吧。”

當我從總理辦公室出來時，天已經亮了。幾個小時的緊張工作，才覺得有些倦意，而周總理從白天到黑夜已經整整干了20多個小時。

那個時候，共和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千頭萬緒，都要總理親自處理，他的辛勞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們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點。雖然緊張勞累，但心情卻異常興奮，也十分舒暢。幾十年艱苦奮戰，終於打下了江山，大家都抱著要好好干一番事業，造福於國家和民族的心願，哪裡還顧得上什麼累？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歲月。

第一次全國軍事學校和部隊訓練會議之后，我又根據在會上的總結講話，正式寫了“關於全國軍事學校建設問題與部隊訓練會議向軍委的匯報”。總理對這個報告作了修改，1951年4月19日，他在報告上批示：“已改好，照發。”當天下午，軍委正式擬復：“軍訓部蕭克部長：送來1950年12月關於全國軍事學校及全國部隊訓練會議的報告閱悉。我們同意這一報告所提的各頂原則，望由軍訓部將此報告印發給各軍區、各兵團、各軍、各師、各特種兵部隊及各軍事學校研討施行。會議中所決定的三類文件：（一）軍事學校教育類﹔（二）部隊訓練類﹔（三）軍事出版類，亦望由軍訓部印發全國部隊及軍事學校試行。”

從此我軍部隊訓練和學校教育都有了明確的方針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