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歷程的回憶【5】

五、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幾個重要政策問題

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具體政策。現在把幾個重要的政策述之於下：

第一，企業的清產核資問題。在這裡，有兩個相當突出的問題：（一）私營時期的公積金如何處理？國務院八辦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主張公積金歸國家所有。理由是，私營企業的公積金是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歸國家所有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這樣，在清產核資的時候，公積金就不能作為資本家的資本，不能作為以后領取定息的資本。如果要讓步的話，頂多把公積金的一半算作他們的資本。（二）私營企業、工廠的地皮如何對待？“八辦”和中央工商局的同志認為，土地是沒有價值的自然賜與，也不應作價算入資本。我當時認為同志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主張是有理由的，因而加以支持。當我向陳雲同志匯報時，他考慮了一下后對我說：“你們的算盤，看來是打得緊了。這兩個問題，需要慎重處理。”有一天晚上，陳雲同志叫我同他一道去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聽了我的匯報之后哈哈大笑，接著說道：“你真是學過經濟學的，算盤打得這麼精！私營時期的公積金，是資本家沒有把利潤拿走而留下來作為擴大生產的資本，怎能不在核資時算入資本呢？至於蓋工廠的地皮，一般說，也是資本家用錢購買的，因而，地價也應該在核資時算進資本中。”毛主席又說：“在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中，資本家既然交出了生產資料，我們在合營后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就應該從寬處理，不應斤斤計較，專打小算盤。陳雲同志提出‘從寬’的方針是正確的。”另外，在清產核資的過程中，還發現一些企業是“資本不能抵債”的“倒挂戶”。因為他們在私營時期，欠稅、欠工資，而所欠債務又超過資產。李維漢同志提出對“倒挂戶”不必追賠，予以“了結”。陳雲同志同意這個主張。因而“從寬從了”便成為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時的政策。這個政策，使清產核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大大地加快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進度。

第二，定息問題。一九五五年十月間，陳雲同志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擴大會議上宣布，把“四馬分肥”改為“定息”。這是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解放初期，中央私營企業局起草並經政務院批准公布的《私營企業條例》，其中規定資本家每年從企業盈余中，先拿當年股息八厘，然后再分紅利。照那種辦法，資本家對企業盈余每年幾乎要拿走一半。大約是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宣布了“四馬分肥”的原則，把資本家的股息紅利，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五以內。擴展公私合營企業之后，合營企業得到的加工定貨的任務特別多，企業每年的利潤也增加得很快。如果讓資本家繼續拿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太多了。“八辦”向陳雲同志反映了這一情況后，陳雲同志提出定息的辦法，並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但是，定息的息率定在什麼百分比上呢？陳雲同志要我提出一個具體方案。我便找中央工商局和“八辦”的幾位同志商量。商量結果，認為行業不同，息率也應不同，因而提出幾個不同的息率，即四厘、五厘或六厘。陳雲同志認為息率太多難於處理，決定一般五厘，個別企業可以提至六厘。陳雲同志把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並得到了主席的同意。毛主席在批准這個方案之后，由他的秘書通知我，陪陳叔通到頤年堂去見主席。主席向陳叔通詢問了工商界的情況之后，就向他宣布：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定息為五厘，個別可以高於五厘﹔時間是七年，如有必要還可延長時間。當時資本家對於定息息率的估計是“坐三望四”，即是說三厘不成問題，四厘隻能是希望。陳叔通聽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高興得無法形容，急忙到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去傳達了。

一九六二年秋，陳雲同志找我去談資本家的生活和定息問題，我反映了當時的情況之后，陳雲同志認為，如在一九六三年就停付定息，恐條件還不成熟。於是他同周總理商量，向毛主席建議對資本家的定息延長三年，即從一九六三年延至一九六六年。主席同意這個建議。到一九六五年的時候，總理同陳雲同志又向毛主席建議，再延長定息兩年，主席也批准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再延長定息兩年的決定，在實際上被取消了。

第三，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國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陳雲同志提出“企業核定資產在兩千元以下的資方人員，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都應按照本企業中職工的待遇同樣辦理﹔同時，企業核定資產雖然超過了兩千元而有困難的私方人員，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內的工資支付辦法，也可以參照本企業職工的待遇辦理。”陳雲同志所指的兩千元，是指私方人員的個人股金，而不是指一個企業的整個私股的股金。有的資本家要求把范圍擴大，有的主張取消兩千元的界線，有的主張把兩千元提高到五千元。對此問題，“八辦”的同志作了比較周詳的研究。研究結果認為，資本家的一部分人中，確實是存在著困難的﹔但是如果要取消兩千元的界線，從當時的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考慮，將會給國家帶來困難。而且，那時資本家都有定息，如果全部資本家都同職工享受一樣待遇，是很難得到職工群眾的同意的。事實上按陳雲同志所提的辦法，以兩千元以下資產為標准，享受職工醫療待遇的私方人員已差不多佔全部私方人員的百分之九十：而兩千元以上資產的私方人員（不僅限於五千元，而且可以在五千元以上）如有困難，其本人的疾病醫療和病假期間工資支付辦法，也可參照本企業職工待遇，這對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人員是相當寬大的。因此，公私合營后我們執行這個辦法，資本家並沒有反對。

第四，實現全行業合營以后，對企業的裁、並、轉、合問題。我們一向認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就是集中﹔資本主義工商業就是分散，就是無政府狀態。因此，在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就著手對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裁、並、轉、合。無論從理論上來說，還是從實踐上來說，對實現公私合營以后的工商企業，適當地加以調整是必要的。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缺陷是，隻考慮管理的方便，隻考慮企業的精簡，而忽略了對廣大居民在生活上是否方便的問題，因而就出現了裁並過多、轉合過多的片面現象。陳雲同志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叫我到天津去看一看。天津有一條馬路，路旁的商店由於合並都搬到其他馬路上去了，於是這條馬路就變成了空蕩蕩的馬路。我回京向陳雲同志匯報后，他說：“這種做過頭的裁、並、轉、合，其他城市也必然出現。”所以，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召開的幾次“全國八辦座談會”上陳雲同志都要各省同志改正這種做法。但是，各城市有關各業主管部門的同志，並不熱心，總認為集中便於管理，有利於精簡機構。至於便利居民這個問題，並未能提到他們的議事日程上去。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有些城市在大力搞高級合作商店時，把一九五六年還沒有並掉的小商店也合並了，原則是企業越大越好，並得越多越好。事實証明，這種不顧廣大人民生活方便的片面做法，是我們對全行業實現公私合營在具體做法上的一個缺陷。

第五，陳雲同志對合營企業中私方人員的使用，十分重視。他在幾次全國八辦座談會上反復提出這個問題。他指出：“幾十萬個私營工商企業一下子實現了公私合營，我們哪裡能一下子就派出幾十萬對工商業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干部？有不少城市，隻好派出一批兩條辮子的大姑娘去做政治工作﹔但是，業務呢？她們並不懂，這當然不能怪她們。我們必須善於團結教育資本家，必須善於調動資本家對經營管理的積極性。隻有這樣，企業的業務，才能搞得好。”早在一九五三年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時，工商界提出一個“愛國公約”。我向陳雲同志匯報這個問題時，他很同意搞“愛國公約”，並對我說：“資本家的愛國公約，必須加上一條‘貢獻才能’。”資本家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的，但他們懂得生產經營，懂得精打細算，懂得保護企業的信譽，懂得保証商品質量和制造具有特點的品種（名牌貨）。這些，對於辦好公私合營企業，都是有用的。可惜的是，許多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在合營之后便靠邊站了。要他們“貢獻才能”，隻能成為一種很難辦到的希望。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后，公私合營企業實際上已成為國營企業。許多資本家在領取定息的十年內，除了每年領取定息之外，在企業內便無事可干了。這個問題，也可以算是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后，我們在工作上的另一個缺陷。

第六，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記得是要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完成﹔而實際上，不到四年便提早完成改造資本主義這一歷史任務。工作量如此之大，而時間又提早得如此之多，使各地黨委和有關部門感到緊張，使工作本身不能不陷於粗糙。如果按原計劃進行，工作可能做得更加周到﹔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能會更好。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從加工訂貨到公私合營，實現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階級關系）相結合的成果。在社會主義革命史上，這是我國的創舉！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不久，便宣布“作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已不存在了。”在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過程中，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在工作上，我們也遇到不少曲折並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總的說，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實現了列寧的“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的科學論斷！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