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歷程的回憶

一、加工訂貨的斗爭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之后，黨分配我去協助曾山同志搞接管工作﹔同時，處理在接管中與資本家有爭議的問題。大約在那一年夏末，陳毅、曾山同志要我兼管市場和私營工商業的工作，因為那時負責工商行政管理的石瑛同志跟著部隊到福建去了。

對市場的管理，主要是打擊、取締投機活動。經過幾次較量，投機家的活動被壓下去了﹔而收購和加工訂貨的工作，則越來越重要、越復雜。上海輕工業的名牌貨相當多，西北、西南各地都來上海購貨。國營百貨公司更要控制貨源，而資本家不干。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就在收購和加工訂貨中尖銳地表現出來了。

一九五○年國家實行財經統一之后，通過抓緊稅收與發行公債，由國民黨反動派所制造而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一下子解決了。但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所形成的虛假繁榮，也忽然破滅了。商品的銷路突然下降，許多資本家由於商品賣不出去，無錢發工人的工資，都在大聲叫苦。陳雲同志負責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向中央建議召開八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我以上海工商局長的資格，參加了這個會議。陳雲同志在黨組會議上，指示我要把上海工商業的困難情況如實說出，以免在政治上陷於被動。那次參加會議的並不僅是八大城市的工商局長，而且有代表資產階級的高級民主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周叔弢等人。大家暢所欲言，滔滔不絕。但總括起來，不外是“商品賣不出去，怎麼辦？”這麼一句話。會議開了半個月，陳雲同志焦心考慮，在向中央匯報之后，在總結會議上科學地分析了當時情況，並宣布：調整工商業，擴大加工訂貨。消息一經傳到上海，資本家喜出望外，奔走相告。這樣，上海的加工訂貨的工作，就順利地在擴大了。

但是到下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由於抗美援朝需要許多軍需物資，同時還由於土地改革后廣大農民對工業日用品需要量的增加，國內市場，頓然活躍起來。資本家就改變了態度，不願再接受加工訂貨，或者不按合同完成任務，寧願按合同的規定罰款，而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去賣高價。在上半年，資本家感謝國家給他們的加工訂貨，到下半年，資本家卻認為加工訂貨是一根捆住他們手足的繩子了，因而千方百計要脫去這根繩子。斗爭怎能不日趨尖銳呢？直到“五反”運動之后，資本家才低頭接受加工訂貨。一九五二年，全國各大城市接受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私營工業企業（包括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產值，佔當地私營工業產品總值的比重，上海為百分之五十八，武漢為百分之六十五點五，西安為百分之七十點三，杭州為百分之六十三點七。其他城市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在這裡，上海的加工訂貨的百分比，雖然不大，但是，在絕對數上，上海的加工訂貨總額，是全國之冠。

加工訂貨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但是當我在上海工作時候，並沒有明確地把它提高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地位去認識﹔當時，我的認識只是支持國營商業，掌握貨源，保証軍需和民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