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隨田家英在浙江農村搞調研【2】

　　二

　　田家英到杭州后，與浙江省委領導江華、林乎加等同志商量，按照毛澤東抓兩頭的指示和調查方法，決定調查組分成2個小組，一個小組在嘉善縣選一個最差的生產隊（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一個小組在富陽選一個最好的生產隊（富陽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當時浙江省委要我參加田家英中央調查組工作。兩個小組在田家英統一領導下工作。調查的重點是三個方面：（1）公社化以后幾年來的情況和問題。（2）整社以后干部問題的具體調查分析。（3）《十二條》貫徹后群眾的反映。

　　隨后，在田家英率領下，我們到嘉善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作農村調查。我們對和合生產隊從土改后到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全部歷史作了詳細調查。

　　我們一到和合生產隊，就同貧苦農民同吃同住，吃飯上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稀飯，白天訪貧問苦，上門串戶，晚上打稻草地鋪，集體睡覺。我們採取串門個別訪問、分階層召開各種座談會的方法，選擇了兩戶貧農、兩戶下中農、兩戶上中農，對六戶家庭解放以來的勞動、經濟、生活狀況的變化，進行了算賬對比，還請來老貧農、老雇農、老中農和生產隊長各一人，進行促膝長談，有問必答，連續談了五六天。對這個生產隊從歷史到現狀，從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到農民的吃、穿、住、行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了解。當時作調查，發現問題並不難，問題成堆，到處都能見到，難的是調查組能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群眾和基層干部敢不敢實話實說。和合生產隊地處杭嘉湖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歷來是個魚米之鄉，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經濟迅速恢復發展，前5年每年都為國家提供不少的商品糧。到1958年、1959年，說是生產“大躍進”，實際上是年年減產。我們問過幾戶社員，都不知道有多少產量，但都說是減產，到底減產多少讓我們去問干部。我們找到生產隊干部，他們也是支支吾吾講不清楚，經過反復耐心地找老農民和干部談話、查賬，談家史、社史，才基本上搞清楚情況。

　　糧食問題。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在“大躍進”中，和合生產隊從1958年糧食大豐收時上報的每畝糧食包產指標400斤，不斷加碼到600斤、800斤、1000斤，實收隻有439斤。1959年“反右傾”以后，包產指標訂到979斤，但實收隻有436斤。1960年，在公社黨員大會上宣誓訂的糧食畝產指標是1800斤，最后是大減產，算來算去得出的數字是291斤，比新中國成立前正常年景的350斤還要低。我們去的時候，這個生產隊每人每天隻有半斤米，三餐稀粥，有的小隊甚至斷糧，出現了餓、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社員們說“上面吹牛皮，社員餓肚皮”。社員一年收入隻有21.27元，辛苦一年最后落了個倒挂戶。魏塘公社有個生產隊的集體收入平均每人一年隻有17元，一年勞動還不如社員養兩隻雞。

　　食堂問題。我們調查組每天到公共食堂吃稀飯，但社員都是打回家去吃，問他們能吃飽嗎？他們就反問我們吃飽了沒有？一天黃昏，我們從食堂出來，聞到一股煙味，抬頭見幾戶人家的煙囪正在冒煙，我們走進去，看到的是用磚頭臨時搭起的“灶頭”（辦食堂時社員家的灶頭都拆掉了），鍋子放在上面燒。他們揭開鍋讓我們看，鍋裡是胡蘿卜、羊頭草等野菜加上從食堂打回來的稀粥。有一個膽子大的女社員給我們講了公共食堂的一大堆問題：一是辦食堂“一平二調”，各家的炊具、桌凳都被搬去無償使用﹔二是把部分自留地收歸食堂當菜地﹔三是浪費大，漏洞多，把生米煮成熟飯要經過五道滴漏（米桶——淘籮——加水——下鍋——社員的飯缽頭，一斤米變成八兩粥）﹔四是有的干部開小灶、多吃多佔。社員的意見是食堂應該解散，但是在會上他們不敢說。因為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公共食堂是作為“共產主義萌芽”而建立起來的。有位省級領導干部就因提過不同意見，結果受到批判和撤職處分。

　　生產隊的規模和核算單位問題。在調查中許多老農民異口同聲地說，辦初級合作社時最好，十幾戶、二十幾戶人家，自願結合在一起，既是生產單位，又是分配單位，看得見，摸得著，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很高。並社升級以后，一個和合生產隊，要管11個小隊，南北十多裡路，望不到邊，一年分配隻有幾十元，吃大鍋飯，哪裡有勁搞好集體生產。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有的同志主張，應該調整生產隊的規模，把核算單位放到當時的小隊﹔也有的同志則懷疑這樣做就會倒退到初級社了。后來，我們在和合生產隊進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的試點工作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把和合生產隊劃分為南宇、西橋、新農三個生產隊，把生產指揮權交還給了生產隊。

　　田家英和我摸清了和合生產隊的情況后，又到了富陽縣的五星生產隊。這個生產隊是個比較好的生產隊，幾年中生產沒有大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沒有大的下降，究其原因，是這個生產隊在“五風”流行的情況下，以老農和生產隊干部為核心，有組織地抵制“五風”。他們對來自上面的生產瞎指揮，採取了應付官僚主義的政策。如糧食畝產、產量分兩本賬，一本是對付上級檢查的，一本是自己掌握的。為了強調實行密植，上面規定一畝下種子120斤，他們將部分煮熟的谷子，當做種子下地入土，上面派人檢查時，為了使干部不受批判，路邊種得密一些，裡面仍然照常規，檢查團查過了，干部就過關了。他們由於採取的這套對策，沒有遭受嚴重損害。我們在五星生產隊調查了一個星期，糧食產量依然摸不清底細。我們調查組的同志分別找會計、倉庫保管員、生產隊員，和支部書記談心，大家才交了底、說出了實情，會計拿出了第二本賬。田家英聽了他們的生動匯報之后，肯定了他們這套“防風林”的做法。

　　在田家英的領導下，我們整個的調查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如對食堂問題、生產隊規模問題等都作了細致的調查，對調查材料進行了集體分析討論，實事求是地找出問題的症結所在。

　　在調查中，許多情況使我深深體會到，上面的高指標壓出了浮夸風，“反右傾”逼出了假報告。浮夸風是自上而下層層下達指標逼著虛報而造成的，“五風”的盛行，確實直接破壞了生產，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嚴重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那些貌似革命的口號，也會造成餓病逃荒的嚴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