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隨田家英在浙江農村搞調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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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6日，廣州會議結束之后，田家英和我馬上返回了杭州，布置調查組開展《六十條》的宣傳討論和試點工作。田家英要求把《六十條》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讀給公社黨員和社員聽，解釋和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進一步征求修改意見。我們在嘉興縣，嘉興地委集中了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三級干部800多人，討論《六十條》，大鳴大放，提了很多意見。我覺得從群眾關心的問題出發，同群眾一起學習、討論政策，是個很好的辦法。

　　當時時值春耕，調查組在富陽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分成兩組，一組指導群眾春耕備種，一組總結試行經驗。白天，忙試行，忙農事，在實踐中掌握材料，積累經驗﹔晚上，組織干部社員開座談會，逐條逐款討論《六十條》，弄清群眾的真正意見。如食堂問題，《六十條》草案提出辦常年食堂或農忙食堂，大家討論結果還是停辦了食堂，將糧食按定量分到戶。再如，小隊規模問題，經大家反復討論，五星將原7個生產小隊分為11個生產小隊，這樣易於管理，解決了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和無償調撥生產小隊財產問題（即“一平二調”）。並實行以生產小隊為經營核算單位，推行三包（包產、包工、包成本）一獎（超產獎勵）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超額獎勵的分配制度，同時確定社會最低口糧標准，重新給社員劃了自留地等等，實行了一系列符合實際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試點期間，我們調查組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富陽縣有一個生產隊，在一些嚴重違法亂紀分子的把持下，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發生了非正常死亡現象。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趕到那裡。詳細了解情況后，召開大會，作長篇講話。他揭露了這裡一些慘不忍睹的事情，當他說到“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的”時候，哽住了，長時間說不出話來，難過得流下了眼淚。最后，他宣講了《六十條》，並對這裡如何討論和試行《六十條》提出具體意見。在縣委的領導下，加上調查組的協助，這個生產隊很快恢復了生機。

　　浙江農村的調查試點工作於5月3日結束。田家英回到北京，參加了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又作了進一步修改和補充，解決了食堂、供給制山林分級管理、干部作風等問題。食堂問題，原來是“應該積極辦好食堂”，廣州會議草案是“可採取多種形式，有條件的仍應積極辦好”，經過周恩來、朱德、胡喬木調查提出意見，最后改為“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供給制問題，原來的辦法是“三七開”，即供給制部分佔30%，按勞分配佔70%。經過調查，認為對五保戶的社會保險部分是合理的，應予保留，而每個社員都享有30%供給制，是“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因素，應該改正。新補充的內容有山林問題，主要是制止大破壞，明確責任制，允許把國有和公社所有的山林劃給生產大隊所有，大隊可以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分給生產隊和社員所有。有些專業林不宜於生產隊經營的可組織專業隊經營。還有對公社各級干部應具有的工作作風和方法，綜合為“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此外，對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直到1961年9月，毛澤東自己去邯鄲作了調查以后，才明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應是生產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明確指出，生產權在生產隊，而分配權在大隊，這是嚴重的平均主義。到1962年2月，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才明確決定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小隊）。這些農村政策的重要改變，較好地解決了當時農村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糾正了平均主義，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從包括浙江調查在內的許多調查組的農村調查，到5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經過廣泛深入的調查和反復討論修改而形成的《六十條（修正草案）》，對扭轉農村嚴重困難的局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然，《六十條》仍然有不足之處。在60年代，它也不可能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體制，而且后來還被陳伯達等人貼上“階級斗爭”的標簽。但是它的歷史作用是功不可沒的。它不僅在當時扭轉了嚴重困難的農村形勢，而且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農村仍然能夠保持相對穩定，農業生產仍能正常進行，這同《六十條》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六十條》既集中了全黨的智慧，也體現了毛澤東的農業政策思想，其中，田家英領導的浙江農村調查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提到《六十條》的由來時，介紹說：“制定農村工作條例，我是聽了誰的話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個條例比較好，我在杭州的時候，就找了江華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們商量一下，搞個條例有必要，搞條例不是我倡議的，是別人倡議的，我抓住這個東西來搞。”

　　1961年的農村調查，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大的調研活動。田家英領導的浙江調查組的調研活動，是我黨重視農村工作、重視調查研究的一個縮影。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