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隨田家英在浙江農村搞調研

　　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農村調查，是在毛澤東直接提倡和領導下開展起來的，它不僅使各級領導干部了解了實情，發現和糾正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左”傾錯誤，而且促進了全黨干部在思想作風上的轉變，使廣大黨員干部認識到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對克服當時的經濟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起了重要作用。我當時作為中共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按照省委的安排，參加了田家英率領的中央工作組在浙江農村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全國人民建設熱情高漲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當時許多領導干部，包括毛澤東在內，對社會主義建設還缺乏經驗，存在著急於求成的思想，不切實際地提出“大躍進”的高指標﹔不經調查研究和典型試驗，在全國范圍開展起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推行中又採取大搞群眾運動、“反右傾”、“拔白旗”等錯誤做法，使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和干部特殊風等“左”傾錯誤迅速泛濫開來。這嚴重地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大減產。有些地方還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錯誤口號：如人民公社化、吃飯不要錢，大兵團作戰，全民大煉鋼鐵，糧食高產放衛星、畝產幾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表面上搞得轟轟烈烈，干勁沖天，實際上破壞了農村生產力，從1959年起，出現了餓、病、逃、荒、死的三年經濟困難的局面。

　　1959年，這些嚴重情況開始暴露，毛澤東發現后，在1959年兩次鄭州會議上，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進行了批評，並著手糾正“左”傾錯誤。1960年1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中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為了從根本上扭轉“大躍進”以來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黨中央還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提出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開展整風整社﹔並於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先后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這兩次會議上，著重強調糾正錯誤﹔必須要搞好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特別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於求成，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通過調查研究，統一全黨的思想，制定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扭轉困難局面。

　　正在這時，從福建龍岩地區收集到一篇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文章——《關於調查工作》。這是一篇重要歷史文獻，是1929年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反對本本主義斗爭的總結，內容是紅軍如何通過調查研究，同教條主義作斗爭，對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思想都作了闡述。毛澤東很喜歡這篇文章，認為這篇文章針對性強，對現實工作用處還不少，正是推進全黨開展調查研究、轉變思想作風的有力武器。后來在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中，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到會同志展開討論，他親自對這篇文章作了解釋，強調調查研究是一個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時期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要進行調查研究”。他還要求省委領導同志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問題嚴重的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數，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於事務工作，不作親自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兩級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也要堅決改正”。“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毛澤東親自抓三個省的農村調查，同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領導同志都下去調查。1961年1月20日，毛澤東致信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的田家英，要他帶一個工作組去浙江：田家英：

　　（一）《調查工作》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六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為組長，二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一個小組（三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后，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作又要有一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此信給三組二十一人看並加討論，至要至要！！！

　　毛澤東又及

　　一向熱心農村調查、對國家困難深為憂慮的田家英，深感責任重大。在毛澤東給他寫信的第二天，即率中央調查組離開北京飛往上海，22日到達浙江省會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