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的打擊走私工作

    　20世紀80年代，我擔任海關總署副署長，分管反走私工作，相繼兼任國務院打擊走私臨時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從事打擊走私的日常工作。近年來，不斷有同志建議我講講這一段歷史，認為這對黨史、國史的研究具有史料價值。現主要根據記憶，同時結合手頭上的一些材料，對這一段時間全國打擊走私的情況做一簡要回顧。

　　　全國性打擊走私工作的緣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國民經濟調整、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各項經濟政策的落實，整個國民經濟活躍起來，工農業生產和商品流通有了很大發展，形勢很好。但是，由於經濟立法和管理工作跟不上，走私活動泛濫起來，海上走私猖獗，沿海一些市鎮甚至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1980年，據廣東、福建、浙江、上海四省市14個海關的統計，查獲的走私案件就有2.5萬多起，私貨總值達4145萬多元，其中沿海查獲的案件3662起，佔總案件的14％，私貨價值2819萬多元，佔總值的比例高達68％。晉江一帶走私最為嚴重，廈門海關1980年冬季兩個月內就查獲海上走私案19起，私貨總值達821萬元。

　　14個海關在沿海共查獲手表22萬多隻、麝香200斤。據不完全統計，僅福州、廈門、黃埔、汕尾、大鏟等5個海關（分關）共查獲手表11.6萬多隻（約佔手表總數的50％），收錄兩用機5000多台，電視機800多台，布料13萬多碼，以及大批的洋雜物品等，總值約1200萬元。已流入市場的私貨遠遠超出這一數字。福州、廈門、杭州等7個海關統計，共查獲沿海正在走私出境的銀元12.7萬多枚﹔上海、廈門海關共查獲走私出口黃金30多斤。

　　統計數字表明，當時走私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價值之高，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的。香港、澳門專營走私船隻，當時據說有上千條之多，明目張膽地在海上與我漁船交換私貨﹔也有一些台灣人以漁船為掩護專營走私。沿海一些集鎮，出現公開倒賣私貨的現象。有些機關、部隊的個別人，也參加購私、販私。有的沿海地區，已出現棄漁走私、棄農走私、棄工走私的現象，甚至發展到武裝保護走私，帶武器到海上搶劫的地步。這些走私活動，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擾亂了國內市場，影響到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

　　海關是緝私工作的主管部門，面對日益嚴重的形勢，我們加大了對走私活動，特別是海上走私活動的查緝力度。但是，光靠海關一家來打擊走私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引起各部門、各地方的普遍重視和配合，這就要中央出面做工作。為此，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希望能引起中央的關注。

　　1980年底，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到廣東視察工作。他一下火車，就有小商販向他推銷走私手表。他大為吃驚，走私怎麼能這麼快就泛濫開來？為此，他批評了廣東省的領導同志，並向中央反映了這一情況。我們趁熱打鐵，拍攝了有關走私形勢的錄像帶，給中央領導同志觀看。由此，反走私的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

　　1981年初，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這個指示是1980年底由薛暮橋主持起草的，因為涉及到反走私，我也參與了文件的起草工作。該指示明確規定“一切船隻，包括漁船在內，逃避海關管理，非法買賣物品，按走私處理”，強調“要加強對走私活動，特別是海上走私的查緝”，“公安部門和海防、邊防部隊應協助海關查輯走私活動”，“沿海、沿邊各省、市，特別是廣東、福建、浙江、廣西、雲南等省，要採取有力措施，認真整頓，堅決取締黑市交易，剎住走私、投機倒把這股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