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延安《解放日報》【3】

二、《解放日報》改版后的新氣象

《解放日報》改版第一天的頭版頭條，登載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關於減征公糧4萬石，公草1000萬斤的決定。這件關系全邊區百萬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從這一天起，《解放日報》整個版面作了調整，出現了嶄新的氣象，即：一版，以解放區消息為主的要聞版﹔二版，陝甘寧邊區和國內消息版﹔三版，國際消息版，四版﹔綜合副刊版。這樣，大大擴充了報道解放區和陝甘寧邊區的篇幅。改版兩年后，《解放日報》編委會又提出了進一步調整版面的計劃：一版，要聞及戰況﹔二版，生產、政治、戰斗通訊﹔三版，國內消息和副刊﹔四版，國際新聞。這兩次調整版面絕非一般技術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報》編輯指導思想的重大變化，它使報紙的報道同客觀實際結合得更緊密了。特別是第二次版面調整時，恰值延安整風進入全面鋪開階段。於是，《解放日報》突出地增加了對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以及英雄模范事跡和勞動競賽情況的報道，這對提高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的熱情，促進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均發揮了積極作用。由於緊密聯系實際，《解放日報》所發文章也逐步樹立起新的文風，對廢除黨八股文風起到了示范作用。在這同時，《解放日報》還下大力抓了記者和通訊員隊伍的建設。報紙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報社編委會議上，談到通訊員工作時提出：今后這項工作從批稿子，看卷子轉到組織工作方面去，《解放日報》隨后也發表了《展開通訊員工作》的社論，論述了通訊員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們的報紙不僅需要有能干的編輯和優秀的記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廣大人民中間，參加在各項實際工作裡面的群眾通訊員。”陸定一也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的文章，指出：專業新聞工作者和廣大通訊員相結合，“是《解放日報》建設報紙的路線和方針，又有共產黨的領導和以共產黨的組織為依靠，我們就可以辦出一張頭等的報紙，使任何資產階級報紙望塵莫及，開中國報界的新紀元。”為了培養通訊員和記者，報社除通過所發社論和文章進行思想指導外，還和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合編了《新聞通訊》專刊，以加強對通訊員的業務指導。

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邊區通訊員已近2000人，其中工農兵通訊員1100多人。他們為報紙提供的地方消息，佔地方消息總數的1/2左右。這就使《解放日報》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大大加強了報紙和實際以及和群眾的聯系。

1942年9月，《解放日報》社的組織機構也進行了調整。我們採通科擴大為採訪通訊部，從魯迅藝術學院調來了近10位同志擔任記者，部主任相繼由繆海稜、丁浩川擔任，以后還從地方上調來擔任黨政領導的裴孟飛當部主任。報社還先后在延屬、綏德、三邊、隴東、關中五個分區設立了常駐通訊處。一批青年記者被派往各分區《解放日報》通訊處工作。我和另兩位同志被派到綏德分區。行前，社長博古和我們進行了熱情的談話。他說：要以小學生的態度，虛心請教的精神去接近群眾，丟掉舊新聞記者的架子。我們不是無冕之王，不是居高臨下的社會輿論的指導者。我們的新聞工作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領導，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幫助。這是你們下鄉工作的任務之一。

接著，博古又講了“寫什麼”和“怎樣寫”的問題，說：

我們要去發掘埋藏在群眾生活中積極的東西，在平凡的群眾裡，去找出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作風要丟掉。隻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淺出地把它反映出來。寫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廢除新聞八股，要寫出老百姓的語言。但我們也要反對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別強調地講了培養地方通訊員的問題。他指出：我們不僅是帶了筆自己去寫，更需要培植當地的通訊員﹔隻有依靠廣大通訊員，報紙才能有群眾基礎。他們熟悉當地情況，了解本身業務。我們必須虛心向他們學習，細心地幫助他們，組織他們。除了現有的特約知識分子通訊員以外，更要注意培養工農兵通訊員。

說到這裡，他打了一個十分貼切的比喻：

作為一個黨報記者到地方上去採訪，千萬不要象公雞那樣跳到牆頭上，咯咯咯地高啼幾聲，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象母雞那樣，每到一個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雞。

最后，他再三叮囑我們：要做一個新聞戰士，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我們的天職。

博古接見后，“到群眾中去！到實際工作中去！”成了我們響亮的口號。不久，我們滿懷激情告別了延安，分赴各個專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