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延安《解放日報》【4】

三、報紙要深深扎根於群眾之中

1942年9月底，我們一行3人來到了綏德，直到1946年調回延安。在3年多時間裡，我在綏德專區各縣農村和通訊員一起，對整風學習、大生產運動、勞模人物、減租減息、民主選舉、移民運動、文化教育、保衛邊區等重大問題，都進行了採訪報道，同許多通訊員、農民交了朋友，學習了許多活的知識。當時的地委書記習仲勛對報紙宣傳工作很關心，經常了解我們通訊處的工作情況，幫助通訊處解決具體問題，讓我們參加地委有關會議﹔最使我難忘的是1943年4、5月間，我參加了仲勛帶領的一個調查組，去綏德縣郝家橋調查。調查組的成員還有縣委書記宋養初、地委宣傳部長鄒文宣，宣傳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復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經過學習，使我們進一步懂得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認識到進行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之后，我們遵照這一精神，到郝家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圍繞大生產運動這個中心，根據綏德地區人多地少的特點，調查了移民運動、組織變工隊以及鋤草、夏收中的農作物和勞動力組織等問題。調查方式靈活多樣，有分有合，有時和農民一起勞動，邊干邊談。邊區勞動英雄劉玉厚就是在調查中發現的，是郝家橋群眾在一次由習仲勛同志主持的調查座談會上把他推舉出來的。就這樣劉玉厚的名字很快從郝家橋、綏德縣、全專區以致整個陝甘寧邊區傳開了。我除了結合農時報道了劉玉厚和郝家橋的模范事跡外，還在《解放日報》上相繼發表了《勞動人民的旗幟》和《劉玉厚的光輝》等通訊。

關於移民問題的調查，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延安以南地區人少地多，而綏德地區則是人多地少。為了合理調劑勞動力，發展生產，陝甘寧邊區政府根據陝北群眾素有“下南路”的歷史習慣，發動組織開展移民運動。歷史上陝北一般的雇農、赤貧者常因沒有土地、無法生存，隻得下南路去開荒種地。邊區政府實行了減租減息后，農民生活相應地得到了改善，但廣大貧農的生產力並沒有獲得徹底的解放，生活還相當艱苦。所以，經過邊區政府的鼓動和獎勵，經過各級干部的具體組織，廣大貧農響應政府號召，向南路進軍，去開發那裡大片肥沃的荒地。為了在整個綏德專區開展移民開荒運動，我們就移民對象，他們在生活、生產上可能和應該解決的實際問題，進行了一次周密的調查。經過調查，了解到貧農中，唯有下貧農勞動終年，解決不了全家吃糧問題。對他們來說下南路移民是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確了移民的主要對象后，我們還明確了需要幫助他們籌劃路費，准備口糧和衣被等等問題。就在從郝家橋調查結束回到綏德后的不久，我草擬了一份關於在綏德專區開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勛審閱，得到了他的贊許，並讓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參與具體的移民工作。在組織發動過程中，我陸續寫了米脂縣開展移民工作等新聞報道，和《馬丕恩在召喚》等通訊。1944年春，佳縣李增正率領的移民大隊，扛著紅旗，唱著《東方紅》民歌，路經綏德去延安。綏德專署楊和亭副專員專門主持了熱烈的迎送晚會，移民們即席編唱了多首陝北民歌。我當時兼任地委《抗戰報》的主編，參加了這次晚會，並請記者陳柏林採寫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訊，詳細介紹了《東方紅》的全部歌詞，發表在《抗戰報》上。雖然歌詞內容確實含有陝北農民朴素的感恩思想，但在當時卻也真實地唱出了陝北農民心裡的話。

我在《解放日報》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衛延安自衛戰爭開始時，我被任命為《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派駐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的隨軍記者，從此，告別了延安。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