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2】

　　盡管蘇聯對我們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單位就不讓我們參觀。有一個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隻讓錢三強等少數幾個人看了看，說是國防系統，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訪問結束后，我們到列寧格勒，參觀當地的大學、科研機構，以及有關的十月革命遺跡和紀念館，參觀結束后回到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為我們舉行了歡送儀式。隨后又乘專列到基輔、烏茲別克，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參觀了伊爾庫茨克和西伯利亞科學分院，然后回國。

　　我們在蘇聯參觀訪問了三個多月，於5月底回到東北。為了綜合各學科的參觀記錄，在長春小住，由劉大年和汪志華起草給中央的“訪蘇報告”，最后由武衡修改定稿，上報中央。在這期間，我們還順便對科學院東北分院的工作情況進行了調查了解，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科研人員隻許看俄文書刊，其他外文科技書刊都被鎖了起來，理由是其中有西方罵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來了個因噎廢食。我們到蘇聯參觀，人家首先讓我們看圖書館，藏書多少，備有多少外文書籍期刊。書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東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來的。因此，蘇聯科學部門把這看成是科學水平的標志之一，而不搞閉關自守。我們才開始搞科學，經驗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國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學習，不看外國的科技書刊怎麼能行呢？后來又了解到，全國都有這種情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后來，我們在中國科學院建立和擴大了情報研究所和圖書館，並且規定各種外文資料郵來以后，要求在一周內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這一啟發的結果。二是科研機構不宜輕易搬動。我在長春時，物理化學所和儀器館的負責人向我訴苦，這兩個機構都是從上海搬來的，原來的基礎很好，長春的條件也不錯，搬一次家折騰三年都恢復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這個教訓也是很深刻的。當時，刮起了一股搬遷風，外地的科研單位都想搬到北京。於是我們便作了一條規定，原有的科學單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剎住了這股歪風。后來，科學院在蘭州建立分院，吸取了東北的經驗，就是先抓建設，蓋房子，安裝機器和水、電、煤氣，等一切科研工作條件就緒了以后，再從北京、上海等地調人來，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於搬遷造成的不必要的損失。當時，甘肅省委書記是張德生，他對我們的建院工作很支持，我們還請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第一任院長。

　　“訪蘇報告”寫出以后，我由長春返回北京。這時，已是炎熱的7月了。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胡喬木同志作了兩次訪蘇匯報，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交了書面報告。根據中央指示，便著手科學院的整頓工作。從黨內系統來說，科學院屬於中宣部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系的是中宣部科學處。科學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中宣部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行。科學院的最高會議是院務會議，每次開會都是郭沫若同志親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熱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1927年就認識了。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務會議通過。我們參照蘇聯科學院的做法，首先採取組織措施，設立了學術秘書處，委托錢三強和武衡負責組建，選人的標准是：（1）年輕能干的科學家，包括各個學科的人才，如柳大綱是搞化學的，張文佑是搞地質學的，葉篤正是搞氣象學的，葉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還有貝時璋、錢偉長等，都是知名的科學家。（2）靠近黨的進步人士。當時，在我們的科學家中黨員甚少，整個秘書處十幾名科學家中，黨員很少。事實証明，這些科學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來絕大部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我國科學事業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個學部的辦事機構，惲子強任數理化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過興先任生物地學部黨員學術秘書，趙非克任技術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潘梓年任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員學術秘書。院學術秘書處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學院各學科的調查摸底工作。他們通過各個學會，對於各門學科進行了摸底，感到問題很嚴重。我國過去大都是一些輕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化學、生物學、醫學、工程力學也有一點基礎，但很落后。重工業方面問題更多。有些新技術，如半導體，我們根本不知道，隻知道鍺是從煙囪裡弄出來，卻不知道怎麼用。電子學根本沒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學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類學的，連研究真菌的都沒有。地質學方面有點基礎，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緊，但是比起156項建設項目的要求，相差甚遠。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所需要的許多地質資料都遠遠不能滿足。總之，我們好多門學科沒有，有些學科有點基礎，也是少這缺那，很不完全。這就是我們的家底。了解了這個家底，就心中有數了。這對以后制定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對於副研究員以上的科研人員進行了摸底，對每一個人的學歷、經歷，有哪些論文、著作和專長，都作了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人有真才實學，也有在理論上能行，實踐上差勁的，還查出了極少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這便於在實際工作中，做到區別對待，量才使用，揚長避短，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