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4】

　　1956年中央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以及對我國科學現狀的調查結果，向我們提出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從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出發，迅速制訂一個發展科學的遠景規劃，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我國科學事業。這就是后來制訂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又叫“十二年規劃”。當時，我們的家底很薄，國際上許多先進的尖端的東西我們沒有，原來的一些東西發展得也不平衡，為了解決國家大規模建設事業的長遠需要，在制訂我國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時，我們遵循了理論與實際密切結合的方針，既認真考慮國家建設的實際需要，又不限於解決眼前的問題。大體說來，科學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學理論和解決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性科學問題，生產部門的科學研究機關主要應該解決生產中的科學技術問題，高等學校的研究力量，則根據其具體條件，研究基礎理論問題，或實際生產中的科學問題。搞這個遠景規劃的指導思想就是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且根據總路線提出一個口號，叫做“以任務帶科學”。這個口號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較側重應用，這也是當時實際情況決定的。后來為了吸取蘇聯制訂科學規劃的經驗，還特別請來一位蘇聯總顧問拉扎連科。他本人是搞技術科學的，專業為電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經參加過制訂蘇聯科學院科學規劃的工作。他給了我們十分有力的幫助。當時，給我和拉扎連科之間當翻譯的是趙同。趙同在制訂“十二年規劃”中是起過重大的作用的。但這個遠景規劃的制訂和完成，主要是科學院廣大科學技術人員努力的結果。后來實踐証明，這個規劃基本上符合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到了1963年，這個規劃就大部分完成了，其中，不少項目都是提前完成的。這一計劃實施，使我國科學事業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許多學科，如半導體、電子學、原子反應堆等都是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填補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空白，有的還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基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十二年規劃”制訂過程中，我病了，許多人都以為我要去見馬克思了，我也覺得不行了。於是，我把過去保存的許多文件、資料作了處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經向分管科學工作的陳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張際春同志提出請求：“我的身體確實不行了，不能繼續這項繁重的工作，調換一下工作吧。”陳毅同志說：“老馬識途，繼續干吧。”我說我是老牛破車，拉不動了，再干下去要耽誤工作。經過我再三請求，中央才同意調我到國務院二辦，由張勁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后來，中國科學界在科學院黨組的領導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規劃”。同時，在聶總的領導下，“兩彈一星”上了天，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令人歡欣鼓舞。

　　我的工作關系轉到國務院二辦以后，我就病倒了。經大夫診斷說我是疲勞候症群，又說我患有進行性的大腦動脈硬化，建議我到青島療養。從1956年夏天到1957年冬天，我在青島療養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辦時，林楓同志因患心臟病休息了，二辦的工作由張際春同志負責。我回去以后，因考慮到我的身體不好，張際春同志就讓我在二辦分管衛生、體育工作。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