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

　　1952年底，我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西北局，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科學院是建國初期成立的國家最高科研機構，院長是郭沫若，副院長有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陶孟和等科學家，還有陳伯達。我到科學院以前，科學院黨組織的負責人是惲子強，副書記是丁瓚。中央調我去科學院，任命我為黨組書記、副院長，惲子強轉而分工管數理化方面工作，丁瓚調心理研究所。我到職以后，習仲勛和胡喬木同志（當時習仲勛任中宣部長兼中央文委副主任，胡喬木任中宣部副部長）分別找我談話，要我多做調查研究，搞好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把科學院整頓一下。為了便於以后的工作，又讓我參加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去蘇聯訪問，學習他們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代表團團長是錢三強，秘書長是武衡，給我報了個歷史學家的頭銜。代表團的成員選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學家，其中黨員有劉大年、沈其震、劉咸一、曹言行、宋應、張勃川、汪志華、康瑛、何柞庥等人。

　　這次訪蘇的任務是：（1）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特別是十月革命后蘇聯科學如何從舊有基礎上發展和壯大起來的經驗﹔（2）了解蘇聯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3）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意見。方針是以學習為主，以團結為重，客隨主便。當時，經過朝鮮戰爭，中蘇友好關系更加密切，中央囑咐要慎重對待兩國關系。

　　1953年2月下旬，代表團從北京動身，3月5日到達莫斯科。我們到離莫斯科還有三站的地方時，忽然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來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對中國科學家代表團的訪問，已經作了指示，要蘇聯科學院熱情接待，尊重中國同志的意見﹔對於一些學術方面的問題，如對歷史分期等問題，不要爭論等等。我們到達莫斯科時，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蘇聯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秘書長托普切也夫以及許多科學家到車站迎接。但代表團幾乎成了奔喪團，參加了各種吊唁活動。在參加吊唁活動的同時，也為我們安排了參觀活動。由於這個代表團包括理、工、農、醫以及哲學社會科學各方面的專家，還有行政組織干部，要求不一，參觀訪問也就分散對口進行活動。我自己的任務是著重了解蘇聯共產黨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和情況，更多的是和蘇聯科學院黨組織領導以及基層支部、小組座談。我們了解到，蘇聯科學院有八個學部，分得很細。學部是學術行政領導機構，科學家通過學部進行活動。蘇共對科學的領導是通過科學院學術秘書處進行的。學術秘書處由十幾個科學家組成，都是黨員，在學術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專家。學術秘書處實際上是蘇共領導科學的中介，通過這個秘書處把蘇共的方針、政策貫徹下去，同時把下面的情況反映上來。主席團會議討論的問題、計劃、措施等，都由學術秘書處首先提出，經討論通過，然后付諸實施。當時蘇聯科學院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狀況，提出的口號是“建立一個無隙可擊的科學戰線”，而工作方針則是“全面安排，重點使用力量”。他們這一套組織很科學，工作方法很靈活，對我們有參考價值。

　　在座談中，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對我們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認為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簡單粗暴。他們列舉了若干列寧對待知識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許多科學家跑到外國去了，科技人才很缺乏。蘇共就盡量爭取團結留在國內的專家學者，尊重他們的習慣，為他們的科研工作提供優越條件。如著名生理學家、條件反射論的創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蘇共的反對派，科學院一連給他派了6個黨員做助手，他堅決不要黨代表，都被他攆了出來。列寧指示對巴甫洛夫還是要尊重，認真做團結工作。巴甫洛夫創立的第一、第二信號系統的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的產生和形成的理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寧對待高爾基的態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對蘇聯科學院因陋就簡的精神印象很深。蘇聯科學院院部設在清朝李鴻章當年在俄國辦外交的樓房裡。好多科研人員沒有辦公室，寫字台放在走廊裡，非常儉朴，工作效率卻很高。

　　蘇聯科學家對我們很友好，對我們的科研工作很關心。他們對我們說，你們中國的農業有很大的優越性，有幾千年歷史，認真地總結一下，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應用，可以超過世界上一切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