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的初創工作【3】

　　對科學院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之后，我們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劉少奇同志聽了匯報表示贊同。在會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都一再強調要做好團結科學家的工作。后來，中央又專門就科學院黨組的報告作了批示。中央對科學院的工作很重視，很支持。這時我向西北局指名調兩個同志到科學院來工作，一個是郁文，一個是柯華。郁文當時在新疆辦報，任中共新疆分局宣傳部副部長，調來后任科學院人事局局長。柯華當時是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暫時離不開，調來后又被外交部要去。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我們首先召開了科學院黨的干部會議，討論、研究如何貫徹中央指示，接著抓了科學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學部及學部委員會的工作。這裡說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蓋房子。當時北京市長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梁思成，他們對科學院的建設非常關心，熱情支持。一開始，他們提出要把科學院的大樓蓋在北郊的黃寺前后，為的是使之與天橋、前門、三大殿、景山、鐘鼓樓，用一條中軸線串起來。有點像過去建立魁星閣的做法，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他們把圖紙拿來，讓陳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考慮到那裡是舊城郊區，既沒有電，也沒有地下水道，一切建設都得從頭開始，既費事，又費錢，又浪費時間。后來，黨組研究決定把科學院建在中關村，靠近北大、清華這些學校。那裡地下水道、煤氣管道都是現成的，建院比較方便。而且，搞一些學術活動，交流情況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科學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關村，一直到西直門、大鐘寺那麼一大塊地方都給了科學院。這時，科學院採取了一項措施，原有的單位盡可能地不搬家。這條經驗是在長春做調查時取得的，科研單位一搬遷就要耽誤很長時間的科研工作，而時間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國設立三個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單位﹔東北分院，包括長春、大連的科研單位：西北分院，幾乎是平地起家建起來的。各地對分院的建立都給了很大的支持，保証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開展起來。

　　在建設科學中心的同時，還創建了科學院的情報研究所，擴建了圖書館。情報研究所所長是袁瀚青，他很熱心此項工作，訂購了很多資料，蘇、英、美、法等世界各國的雜志期刊都訂了，而且在收到郵件以后一周就把有關的“內容提要”整理出來，送到科學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發揮了情報工作的作用。后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頭腦發熱，不講科學，把情報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將已經持續招考了兩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取消了。今天想起來還覺得實在可惜！

　　關於在科學院設立學部委員會的工作，在設立學術秘書處時就開始了。由於對副研究員以上的人員進行了摸底，這一工作搞起來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標准。特別是科學院黨內一些搞社會科學的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著作，但他們能夠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人不進學部不太合理﹔同時科學院黨內有一些人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太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后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隻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

　　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周恩來同志、陳毅同志都在會上講了話。全院設立了四個學部：物理數學化學部，生物地質學部（包括醫、農科），技術科學部（包括工業應用、工程等），哲學社會科學部。各學部機構成立以后，把名單一公布，科學界感到震動。科學界的重心就進一步傾向於科學院了。在這以前，許多科學家認為科學界的真正領導是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科學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認為科學院是共產黨辦起來的，並不懂得科學。他們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學院來，其目的是要錢，要人，要編制，要房子。個別人還以全國科聯和科學院分庭抗禮。學部一成立，他們看到學部委員都是科學家，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名字，這一來他們覺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規定了一些照顧知識分子的辦法，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他們，“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錯案也得到了糾正，影響很大。全國科聯的活動減少，到了1958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和全國科聯合並，成立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在這以前，國務院為了加強對科學規劃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后來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並，成立了國家科委，由聶老總挂帥，以政府的名義管理科學工作，從此，我國科學工作走上了正式軌道。

　　建立了學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學部中黨員太少，真正懂得科學的黨員隻有幾個人，有的研究所甚至連一個黨員也沒有。據當時統計，科學院本部總共隻有司局級以上黨員干部11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沒有黨員副所長，因此建黨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要人，當時，許多黨員干部需調到156項工程搞建設，黨員干部很缺，調不來，安子文也無能為力。我隻好自己想辦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養半工作的黨員干部。這些干部身體不大好，但是多少還懂得一點自然科學，黨的領導工作經驗也比較豐富，到科學院來可以起點溝通黨群關系的作用，還是很有用的。例如，邊雪峰就是我找來的，后來被任命為地質研究所副所長。我又向陳毅同志要黨員干部，陳毅同志對科學院的工作十分重視，他說你這一攤子比一個方面軍還難搞，我給你從復轉軍人中找些干部吧，后來果然調來了一批。此外，我也學習在西北局團結使用黨外人士的經驗，直接依靠科學家，對他們信任、尊重、放手，鼓勵他們主動地積極工作，這辦法果然有效。

　　1955年春天，在召開學部成立大會之前，蘇聯科學家代表團回訪我國，同時，也是應邀來參加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的。團長是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冶金專家巴爾金。巴爾金到達北京以后到北京醫院檢查身體，醫生作了檢查后向領導匯報，說巴爾金的心臟病很嚴重，隨時都可能死去。陳毅同志聽了很緊張，把我叫去，交給我兩項任務：一是陪同巴爾金訪問，要照顧好﹔二是抽一些人跟著他，向他學冶金技術。隨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長劉彬，東北金屬研究所所長李薰，搞化工冶金的葉渚沛，李四光的女兒李林等。我們跟巴爾金從北京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杭州，然后又由上海到長沙、太原、陽泉轉了個大圈子。巴爾金不愧是個“高爐大夫”，他每到一個鋼鐵廠，不管多高的爐台，都要爬上去。那時，我們剛開始建設高爐，經常出毛病，不是結渣，就是出不了鐵水。請巴爾金一看，很快就找出了問題，爐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見一改就好了。巴爾金在中國轉了一個大圈，東跑西顛，什麼大病也沒有發生。這裡還應當特別說說葉渚沛。他是福建人，曾留學南美，是冶金、化學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業的綜合利用，認為礦石都是綜合體，除了煉鐵，還應當把其他的東西也收回來。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傳自己的觀點，因和蘇聯的一位專家意見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吳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薦給我，於是就留在科學院工作，這次陪同巴爾金參觀訪問，收獲很大。巴爾金曾經看過葉渚沛的學術論文，對他很尊重。巴爾金回國后，我對葉渚沛說，給你成立一個研究所，由你調人，他非常高興。后來，他在石景山鋼廠附近建了一個小高爐，定名為化工冶金研究所，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於他的貢獻突出，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在參加攀枝花礬鈦礦的建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個很有貢獻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說他是蘇聯特務，把他整死了，實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幫”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會議。毛澤東同志出席了會議，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內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議期間，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政治局領導同志都坐在台下聽科學家的發言，體現了黨對科學和科技人員的尊重和重視，使到會的所有科學家深受鼓舞。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影響很大。會后，許多在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許多中國籍科學家都陸續回到祖國參加建設。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就是這時回來的。這批科學家回國，大大加強了我國的科技隊伍，對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這一時期，我國的科學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對頭，注意了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較穩定。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爭取在十二年內在各個主要學科方面趕上或接近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