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與港督代表的一次談判【2】

二、與港督代表初次交鋒

在與港督代表的初次談判中，我主要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指出：香港、九龍、新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英國是靠發動侵略戰爭及當時腐敗的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攫取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鑒於目前局勢和種種原因，我們暫時同意英國重佔香港，但必須保護中國人民在港利益。

為使談判向有利於我方的既定目標轉換，我將話題轉到了抗戰內容。

首先，我提到雙方的一次失敗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我們曾派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及夏衍、喬冠華與港督楊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亞籍英國記者貝特蘭舉行了秘密會談，商議共同保衛香港事宜。由於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輕信日本特使在華盛頓的游說，以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與我方合作的良機。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營救。香港淪陷后，我們在營救中國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同時，積極營救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可惜的是，當時被關在集中營中的香港警察總監依雲士目光短淺，以為戰爭很快結束，擔心越獄有危險，下令不准任何人參加我們組織的越獄行動，致使大多數人不敢出逃。否則，我們的營救工作將取得更大的成績。接著我又指出，僅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香港淪陷后的一年中，我們就營救了英國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有港府和匯豐銀行的高級職員、軍官、義勇軍及其他各類人員。在此一年中，我們僅為營救英國人和印度人就耗費了5萬余元港幣。我同時指責港英當局不守信譽，原來曾答應我們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營救費用外，另給2000元港幣獎勵金，但至今都未兌現。以后，我們與英軍服務團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幣慰勞金和3萬元國幣，但這只是杯水車薪，這些款項還不夠其工作人員的生活費開支。1943年8月，英軍服務團單方斷絕與我方聯系。即使這樣，我們仍繼續營救英方人員，並給英軍服務團以工作上的援助。在香港淪陷后的3年中，我們共營救英國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國、丹麥、挪威、俄國、菲律賓等國人員上百人。我們所作的這一切都是在自己經濟狀況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在秘密大營救工作中，我們的人員出生入死來往於港九與東江游擊區之間，有的人還為此獻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軍事情報合作。我指出，在香港淪陷期間，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我們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報網與盟軍開展了情報工作，向他們提供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情報，為國際反法西斯斗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對東江縱隊的上述工作，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及英軍服務團最高負責人賴特上校都曾給以高度評價，並多次誠摯地向我們表示感謝。

最后，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游擊戰。我特別提醒他們注意，當日軍進攻香港后，港督楊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卻在港九地區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我們炸機場，斷橋梁，襲艦艇，打日寇，除漢奸，攪得敵人不得安寧，並解放了港九大部農村和海島。

隨即，我讓黃作梅出具了事先准備好的有關材料，其中包括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的報告、東江縱隊營救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的統計材料等。我同時還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中共的董必武等人現在正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我正告英方談判代表：歷史証明，在中國的領土上，合作，對雙方有利，不合作，最終吃虧的還是你們。

港督代表聽了我的這一番議論后，態度變得明顯和緩，他對我所談及的各項事實均表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