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與港督代表的一次談判【4】

四、全面開展中共在港半公開工作

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開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談判決定，廣東區黨委於1945年9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干部進入香港，並劃分為秘密和半公開兩大工作系統，分別由區黨委委員梁廣、黃康及連貫、饒彰風負責。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分別遷入香港。6月，設立了半公開工作機構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由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兼書記。根據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間，黨的大批專業干部章漢夫、潘漢年、夏衍、許滌新、喬冠華、廖沫沙、龔澎、馮乃超、邵荃麟等人陸續由內地轉移至香港，我黨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開展了統戰、文化、宣傳、財經、外事、僑運、情報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稱華南分局），方方為書記，尹林平為副書記，章漢夫、梁廣、潘漢年、夏衍、連貫為委員﹔隨即港粵工委改稱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章漢夫為書記﹔廣東區黨委城委改稱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梁廣為書記。香港成為華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廣東區黨委機關報《正報》在香港創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復刊了《華商報》﹔隨后，成立了新華社華南分社（后改稱香港分社）﹔出版了《群眾》周刊、《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經濟導報》等。

1946年9月1日，我們創辦的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開學，該校得到了香港政府勞工司、教育司及社會的廣泛支持﹔以后這間學校不斷發展，並延續至今。1946年10月10日，廣東區黨委與民主人士共同創辦的達德學院開學。與此同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相繼開學。1949年2月，香港工委財經委創辦的建中工商專科學校開學。這些學校為解放戰爭時期的游擊區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訓了大批干部。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區舉辦了二十幾期各種類型的學習班，為華南和西南地區培訓了省、地、縣級干部數百人。在此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將許多期學習班轉移到香港舉辦，劉曉、方方、劉長勝、錢瑛、許滌新等領導親自授課。

1947年，香港爆發了自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遵照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稱統戰部）的指示，採取了正確的斗爭策略，領導廣大工人群眾取得了大罷工的勝利。通過這次大罷工，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在香港工會中的主導地位，爭取了廣大工人群眾。

在我們的發動下，進步港商沖破國民黨的阻力，開展與北方解放區的易貨貿易，大量的藥品、膠鞋等急需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生產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銷路。我們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斷被輸送到華南游擊區。

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許多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和完成的。在此期間，我們還發動滯留在港的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資委會、招商局、九龍關等25個經濟機構起義，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以后，我們接收了這些機構的大量資產，其中絕大部分員工也成為建設新中國的骨干人才。

參加這次中英談判后，我被黨組織留在香港從事上層統戰工作，任中共港粵工委（后改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港英政府則任命我為漁政司官員，以便於我在港從事漁民和華僑工作。在解放戰爭中，我們與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彭澤民、鄧初民、陳其尤、李章達、蔡廷鍇等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向他們宣傳中共中央統一戰線思想，批判“第三條道路”主張。1948年秋開始，我協助潘漢年、連貫、夏衍等人，將雲聚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輸送至解放區，籌備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48年12月11日上午，我到香港工委副書記連貫家開會（此時連貫已到河北省西柏坡向中央匯報工作），正好碰上港英政治部的警察來搜查，他們將我當嫌疑犯逮捕。我被捕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指示香港工委外事委書記喬冠華向港英當局提出抗議，黨組織還派人向香港基督教會督何明華及港大校長交涉。當審問我的港英警察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后，立即向我“賠禮”“道歉”，責怪我為何不早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隨即，他們拿出牛奶和面包請我吃。13日，他們“禮送”我出獄。這次港英當局的行動，實際上是想獲取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証據和有關資料，打擊我們在香港開展的新政協運動，破壞我們輸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但他們沒有達到目的。

我與港督代表的這次談判已經過去50多年，實踐証明，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關於對香港長期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是非常英明、正確的。我們將香港作為戰略基地，使其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的各項工作開展及今天的香港回歸，打下了堅實基礎。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