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時我與港督代表的一次談判

香港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同時也是國際關系和政治斗爭中的一個重要籌碼。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國、共、英、美三國四方立即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及時制定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方針，並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一系列的工作指示。當時我任廣東東江抗日民主政權東寶行政督導處主任，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廣東區黨委派我為中共代表，到香港與港督代表舉行了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

一、中共中央關於香港問題的戰略決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被劃為中國戰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時，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范圍為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大陸除東北外（東北歸蘇軍受降）的所有地區，香港屬廣州受降區。但當時國民黨軍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參加廣州受降區的第二集團軍的四個軍都在廣西及粵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張發奎司令才乘飛機到達廣州，參加了16日在中山紀念堂舉行的受降儀式。

8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演講，指出蔣介石要下山來摘桃子，要與我們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提出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區開展了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抗日游擊戰爭，佔領了九龍、新界的部分區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八路軍延安總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續發出了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並准備收復部分大中城市及進兵東北。8月15日，朱德總司令下令給侵華日軍統帥岡村寧次：“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在接到延安總部8月10日24時的命令后，東江縱隊於8月11日8時40分發出了《緊急命令》。14日，廣東區黨委又發出了《對目前時局的緊急指示》。據此，廣東各抗日武裝為收復被佔國土，收繳日偽軍武器及物資，迅速開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鑒於國民黨軍已向粵北和江北（東江北部）解放區進攻的局勢，東江縱隊決定以江南（東江南部）的惠（陽）東（莞）寶（安）和港九地區作為受降的主要地區。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我們基本上解放了上述廣大地區。在寶安縣，我們於8月20日收復深圳鎮，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別市，委任了市長﹔23日收復沙頭角鎮﹔隨后，又迫使縣城南頭鎮的日偽軍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區，我們於19日解放了大嶼山全島﹔25日進駐長洲島﹔隨后，收復了大埔、西貢、元朗、粉嶺等地，我們還接收了個別倉庫，並接受零星日偽軍的投降。此時，日偽軍隻能龜縮於香港和九龍市區一隅之地，其周圍的陸地和海島幾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裝佔領。

抗日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軍隊迅速光復了大陸各淪陷區和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收復了各大城市租界，並在中國本土和越南舉行了日本受降儀式。與此同時，隨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中國政府收回了東北主權。剎時間，“光復一切被佔國土！”“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全部租界！”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

由於收復租界，光復被佔國土，國民黨撈取了頗大的政治資本。當時，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急於發動內戰，並妄圖消滅共產黨，因而無力分兵它顧﹔此外，鑒於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議上簽署了關於蘇聯對日作戰條件及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等原因，這就使國民黨在收復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上，出現了舉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國民黨仍加緊與英國爭奪香港的步伐，尋機收復香港。

英國為保持在亞洲和中國的利益，不願輕易放棄香港，他們早在1942年就由麥道高組織了一個重佔香港的研究小組。由於抗日戰爭勝利時英軍兵力遠在歐洲，於是隻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艦，在緬甸運載了300名官兵，於1945年8月下旬在港島登陸。然而這點兵力是遠遠不夠接收香港使用的，它需要別人的支持和幫助。當抗戰勝利時，香港總督楊慕琦仍被關在東北的集中營，直到1946年5月，他才由英國重返香港復職。此時的香港實際上處在“半真空”狀態，英國人既懼怕國民黨收復香港，也不願意中共在香港繼續擴大勢力，同時對美國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復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務的野心十分不滿，它苦於要在這三方中權衡利弊。

至於美國，原本同意香港屬於中國受降區，但在英國重新強佔香港的事實面前，又轉而支持英國，並與英國達成了秘密協議。實際上，無論美國支持哪一方，目的都是想染指香港，以此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在華利益，實現它的太平洋總體戰略設想。

面對這一局面，如何保衛中國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為中國共產黨急需解決的一大課題。

中共中央原計劃是：能夠收復的失地盡量收復，故此在1945年8月11日，周恩來為中央擬電致廣東區黨委，要求我們在貫徹延安總部廣播命令的同時，在華南應根據具體情況採取行動，“港九、汕頭、廣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強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裝時，必須取之。”我們在接到中央的各項指示后，力求收復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區發動攻勢。

但是，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緊急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舉行談判，力爭一個有利於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面對這一重大方針的確定，中央向各地黨委發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決定放棄收復大城市的原定目標，但卻要求各地黨委立即派出強有力的人員，進入大中城市開展各項工作。

當時，黨中央獲悉國民黨和英國都力爭收復香港，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尚無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這樣的大城市。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初步形成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設想。為此，中央就我黨在香港工作問題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了一系列指示，並要求派出代表與港英當局舉行談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復香港是英國的既定目標，但它將面臨與國共兩黨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它必須有所取舍。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但是隻要我們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長期打算，長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民黨、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於抗戰期間在香港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同意共產黨在港合法地位，大力開展共產黨在港公開工作局面，促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獨立大隊撤回內地，以便於我們與港英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

廣東區黨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為中共代表，黃作梅為英文翻譯，到香港本島與港督代表舉行談判。以后，由於英方已派出翻譯，黃作梅不再繼續參加。我是在8月下旬到達香港的，9月初開始談判，內容是准備收復香港﹔但緊接著我們就收到中央關於不收復香港的電報指示，談判內容也改變為保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港利益。全部談判直到10月中旬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