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2】

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當代史

在一次關於我的“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一書的座談會上，牛大勇提出一個意見：“對幾次轉型的外部因素、國際環境要給予一定的注意。”我是很認同這個意見的。把中國當代史置於全球背景下來考察，這是當代史研究者應當有的大視野。極而言之，離開了對中國所處國際背景的認知，不可能得出一個中國當代史的完整圖像。

所謂國際背景，有兩大因素最需要注意：一是冷戰，一是全球化。新中國成立伊始，就處於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國際格局之中。這種戰后格局不僅制約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選擇，而且對中國國內政治走向有著重要影響。后來的幾次重大政治轉軌都可以看到國際因素的影子。1953年之所以走上仿效蘇聯的道路，雖然不能歸結為受到來自蘇聯的壓力，但不可否認，東西方冷戰格局和被封鎖禁運的國際環境限定了中國選擇的余地。因朝鮮戰爭而強化的安全考慮和蘇聯工業化援助的到來，是促使決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體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年至1959年中國政治多次戲劇性的轉向中，更可以看到國際因素，主要是蘇聯東歐局勢演變的直接影響。1956年2月蘇共召開的二十大，引發毛澤東等領導人“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然而，這種探索很快被一場來自外部的危機打斷了，這就是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轉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波匈事件給中共領導人造成的陰影。另一方面，蘇聯問題的暴露和蘇聯領導人相對弱勢也強化了毛澤東的趕超意識，演繹出一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走上所謂“繼續革命”的不歸路，與冷戰背景下的中蘇分裂不無關系。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十分復雜，其中意識形態的分歧絕不可輕視。在當時，反修斗爭成為國內政治的最高使命，在一種同仇敵愾、激進亢奮的政治氛圍下，從國際反修到國內防修完全是符合邏輯的延伸，而對外封閉的國度則是激進思潮和個人崇拜生長最適宜的土壤。

考察中國的發展不能不引入國際因素。自50年代起，中國因西方封鎖禁運而被長期排斥於世界主體市場之外。60年代以后，由於中蘇交惡，向蘇聯單向開放獲取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渠道也中斷了，中國的工業化與戰后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失之交臂。中國的工業化積累方式，即依靠國家強大的動員力量，實行強制性國民儲蓄，所謂“勒緊褲帶搞建設”，不能說與這種封閉環境沒有關系。客觀地講，中國的封閉是外力強加的，但也不能說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分時段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選擇的余地的確有限。近年來有學者批評說，抗美援朝導致了中美兩國長時期的對抗。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即使沒有朝鮮戰爭，美國政府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對中國新政權的敵視，新中國更不可能從美國獲得所需要的援助。事實上，中蘇結盟使中國獲得了兩個方面的好處：一個是安全方面的，一個是經濟援助方面的。然而，5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內外政策日趨激進，特別是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政策，“兩個拳頭打人”，背離了外交常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極對立的意識形態，使中國越來越傾向於自我封閉，堅持認為戰后世界仍然處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對外政策目標不隻服從國家利益，而且包含支持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國內長期處於一種備戰甚至臨戰狀態，造成國力耗散（參見徐金洲：《1969年開始的全軍臨戰狀態何時結束——兼論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與臨戰狀態的關系》，《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1期。）。當然，我們不能做事后諸葛亮，當時的安全壓力是客觀存在的，關鍵在於傾多大國力投入備戰。直到70年代初，才開始謀求改善這種安全困局，從50年代聯蘇抗美的“一邊倒”到70年代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對外戰略發生了大轉彎。這首先是形勢使然，倒退回50年代，美國總統跑到中國來尋求和解的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決策者的戰略決斷，在安全挑戰面前，意識形態不得不做出讓步。這次對外戰略調整帶來了一個額外的成果，就是為中國此后的對外開放開辟了通道。公道地說，沒有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啟動的中美解凍進程，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開放條件。1978年，又在兩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締約，一是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發表。至此，對外開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國打通了進入世界主體市場的通道。

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啟動改革開放與調整國際戰略，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謀劃對外開放時，非但沒有立即放棄反而利用了毛澤東的“一條線”戰略構想，甚至把中美關系推進到准聯盟的水平。當時，從遏制蘇聯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出發，西歐國家也都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不僅不害怕而且樂見中國強大，願意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同時，在經濟上，工業化國家出現了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趨勢，過剩資本急於找出路，迫切地想和我們做生意。（房維中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1分冊，內部資料，2004年，第126、124頁。）正是美蘇戰略對峙和經濟全球化這兩大國際因素，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開放促發展的機遇。鄧小平很清楚，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都隻能從歐美日等國引進，對外開放主要是對這些國家開放。這種考慮也制約著改善中蘇關系的節奏，即在不損害中美關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動中蘇關系的正常化。隻有到了80年代中期，對外戰略調整才逐漸成形。首先是對世界大勢做出新的判斷，提出相當長時期內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正是在這個基本戰略判斷下，進行了百萬大裁軍，以集中國力發展經濟。這次調整的重點是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脅﹔同時對外政策淡化意識形態紛爭，打破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僵局﹔推行不結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和國際經濟組織，為中國贏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間。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政策的中心目標轉到為國內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戰略機遇期”，那麼什麼是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隻有機遇沒有挑戰嗎？我們看到自8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外部環境好幾次都是轉“危”為“機”的。戰略機遇不會白白送到你手裡，還得看戰略謀劃。這方面的歷史是很值得發掘的，有直接的現實意義。

外部因素的引入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說5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的封閉環境是中國加速選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源之一，那麼70年代末以后的開放環境，則成為推動中國一步一步趨向市場化的重要因素。1978年大批官員和專家出國考察看到的景象和帶回來的信息，對領導層的思想沖擊是很大的，這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原始動力之一。隨后的對外開放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市場規則和制度﹔國際競爭的引入，倒逼國內企業轉型﹔開放還提供了搞市場經濟的思想資源和客觀參照，引發出關於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新想法。全球化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有學者認為，中國最近30多年的經濟奇跡，就是因為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利用了成熟的現代技術和自由貿易的世界市場。換句話說，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個話有道理，當然並不全面。解釋“中國奇跡”不能隻歸之於外部因素，國內因素其實更為重要。全球化不只是機遇，也帶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不是過去的獨立孤島，而是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以往更容易受國際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對更多的國際摩擦和沖突，以及國際資本的狙擊。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也是過去所沒有的。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離開了對國際背景的分析便難以全面描述中國的發展問題，這對當代史研究者來說也是一個新課題。

當然，開放環境對中國的影響不隻限於經濟，而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的、社會的尤其是觀念的演化。1978年之前，中國是一個高度封閉的國度，不止老百姓，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也沒有出過國。今天的中國已經高度開放，據統計，2014年中國游客出境游超過1億人次。2015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52.37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0.91萬人。從1978年到2015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404.21萬人，學成回國221.86萬人。（《2014年11月中國內地公民當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億人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游局網站﹔《2015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此外，在國內也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外國面孔，加上現代網絡技術的急速發展和普及，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已經無法用數字來估量。近30多年中國社會思潮的風雲際會，都是在東西方的思想碰撞中產生的，當代西方各種思潮幾乎都在中國的觀念舞台上呈現過。這推動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智開啟，但價值多元和觀念沖突也不可避免，對執政者構成了新的挑戰，沿用管理封閉社會的思路來管理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定是處處不適應。中國30多年來社會思潮和觀念的演變，本身就應當成為當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深度認知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