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

摘要：研究中國當代史，無論做宏觀題目還是微觀題目，都應當有一種大局觀，具備貫通性思維、全球視野和整體史的關照。以政治史為主軸無可厚非，但應立體地展現政治進程而不是局限於表面化的敘事。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課題方向的轉變，從專注於高層政治轉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間史料，關注底層社會，重視個案研究，追求一種整體史敘事，從各個層面把握歷史及其變遷。

關鍵詞：中國當代史﹔貫通思維﹔全球視野﹔整體關照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孰重孰輕的爭論無涉。本文想要說的是，無論做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心中都應當有一個大局觀。做大題目還是小題目是歷史學者個人的選擇，取決於個人興趣、史料掌握及駕馭選題的能力等﹔研究成果質量的高低也不取決於選題大小，而在於作者的功力，功力不到，小題目也會做成言之無物的東西。我贊同這樣的看法：中國當代史研究要想深入，需要進行大量的微觀研究，包括專題性的、區域性的和個案性的研究。隻有大量實証性研究才能展現出歷史本來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並使以往的宏觀結論得到史實的檢驗。當然，微觀研究不是熱衷於細枝末節，微觀選題也不是“等值”的。從細節中發現歷史，更加依賴作者的功力和見識，不只是考據功夫，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觀研究可以以小見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個案在錯綜復雜的整體聯系中的位置。

重視微觀研究不應回避和排斥宏觀思考。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有沒有自身的邏輯，還是說它只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偶然性的集合體？我們當然要遠離已經被泛化了的“歷史必然論”，但是不能否定歷史有它自身的演進邏輯，是有軌跡可尋的。所謂軌跡就是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聯系，恩格斯說：“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1頁。）。一步踏出去了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要踏出第二步。當然這種聯系不是線性的，而是多變量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否要等到所有細節都搞清楚了才能做大歷史的思考？細節的考証是不可能窮盡的，宏觀史的總結總得有人來做，大變革時期更需要歷史的借鑒。一個人的時間和能力有限，宏觀史的寫作絕非一人之功能成。事實上，任何一部整體史著作都是建立在借鑒眾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關於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這裡提出四個問題來與大家討論：一是貫通性思維問題﹔二是全球視野問題﹔三是政治史深化問題﹔四是整體史關照問題。

一、當代史研究應有貫通思維

所謂貫通，就是把當代史問題置於整個20世紀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我們做當代史研究的有一個缺陷，就是與近代史、革命史研究銜接不夠。其實，離開了近代中國這個大背景，許多當代史問題不容易講透。不過，近年來許多研究者，主要是從事革命史和民國史研究的學者，開始打破1949年的鴻溝，從延續和轉型的視角觀察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

長時段觀察歷史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影響歷史進程的深層結構，隻有放在長時段裡才能看清楚。一位日本學者說，整個20世紀“始終有一個連綿不斷、貫穿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日〕西村成雄：《歷史連續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空間》，《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我理解，這個“深層底流”就是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中國問題仍然是近代中國問題，甚至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也可以從20世紀前期的歷史中找到淵源。舉例來說，我們一般認為，中國走上計劃經濟和發展國有企業的道路，是基於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對蘇聯模式的仿效。但國內外不少歷史學者強調，中國採用計劃經濟制度不是始於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民國政府資源委員會時期。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尤其是他的《實業計劃》。民國時期留下的產業、制度和思想遺產對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響，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性。在30年代至40年代，無論是國共兩黨還是中間黨派乃至知識界，普遍相信實行計劃經濟和發展國營事業能夠幫助中國迅速強大，同時避免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的痛苦。（參見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香港）網絡版2007年8月號﹔黃嶺峻：《30—4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計劃經濟”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后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發展國有大工業，才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往往忽略了國共兩種“計劃經濟”的實質性差異。但它對於拓展我們的視野是有幫助的，能夠啟發我們從更廣背景、更深層次理解中國的發展問題，使我們注意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歷史連續性，注意到一些貫穿始終的問題並不因政權變更而改變。在思考當代中國的成就與問題時，首先應當了解它從哪裡來，是在一個怎樣的基點上起步的，不能拿一個抽象的尺度來衡量。

20世紀的連續性，尤其表現在革命問題上。“革命”肯定是理解20世紀中國的關鍵詞，王奇生用“高山滾石”來形容中國革命，認為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再到共產黨革命，三階段革命是一個銜接遞進和不斷激進的過程（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其實，中國革命並沒有止步於此。在毛澤東看來，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是革命的新起點，萬裡長征隻走完了第一步。事實上，“不斷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續主題。有學者將中國的20世紀界定為從1911年起至1976年為止，把“文化大革命”作為“漫長的革命”時代的最后一幕。這不無道理，中國真正告別革命之日應該是改革開放啟動之時。盡管1949年前后的“革命”不能等量齊觀，但革命的傳統對1949年以后中國的影響極為深刻和持久，卻是有目共睹的。從制度沿革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各項制度，並非一切都是草創，許多制度是戰爭時期形成並延續下來的，從黨政關系、黨軍關系到單位制度、人事檔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源頭，新中國成立后隻不過是把過去革命隊伍中實行的制度擴展到整個國家和社會之中而已。當然也有學習蘇聯的，主要是計劃和工業管理部門的設立。還有一些制度，如統購統銷制度、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等，我看不一定是預先設計的，而是因應時勢的現實選擇，並在實踐中逐步得到強化。相較於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傳統的影響或許更加深遠，包括道德信念、戰爭經驗、思維方式、工作作風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維持新中國成立后廉潔政治和良好黨群關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經驗也會發生時空錯置，以革命的方式解決革命后的問題，難免事與願違。例如，從“大躍進”運動中可以看到過去指揮大兵團作戰經驗的誤用。1958年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暢想有多種思想來源，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他的戰時生活經驗和軍事共產主義情結。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生態和一系列政策都帶有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胎記。不了解中國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當代史。

所謂貫通，另一個時間節點是1978年。如何看待改革前與改革以來兩個“三十年”之間的關系，曾經成為一段時間內的熱點話題。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誰否定誰”的是非判斷上，而應多維度地分析它們之間的聯系。歷史本來就不可能人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遺產的影響，關鍵是要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我以為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改革發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種子卻孕育在前三十年。沒有前三十年的實踐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這種實踐包括從失敗中得到的教訓。如果前期發展得很順暢，哪來的改革？一般人都認同這個看法，即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前期積累起來的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成為后期發展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強的路徑依賴。起始條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中國改革路徑的選擇和發展模式的特征。這些條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體兩面——既是“中國奇跡”的推力，又是當下“中國問題”的遠因。

例如政府的作用。過去，超強的政府執行力被用在了政治運動之上﹔但當政治路線出現轉變，它又成為中國改革賴以推進的重要政治資源，盡管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對象。外界一般都認為中國模式是不可復制的。所謂不可復制，不是指市場化、民營化、全球化等經驗，而是指中國的“強政府”和“大國企”模式。然而，一個掌握著巨大資源的強有力的政府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近30多年中國的發展奇跡，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是一個推手，這是一個事實，雖然一些人士不願承認。另一方面，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伸得太長，公權力過度介入市場，其結果必然是權力尋租現象泛濫，腐敗盛行。貧富懸殊、生態惡化等問題的出現，也與此密切相關。對於政府過多支配資源和干預市場的發展模式來說，越到后來，其負面作用便越加顯露。直到今天，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問題。依靠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和做大做強國企這樣一種模式是否有效率，能否持續，是當前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之一。

又如土地公有制。這也是20世紀50年代社會變革的成果。土地公有制無疑是中國特有的增長模式的重要基礎。有學者認為中國高增長的秘訣是低人權優勢，我以為用低要素成本優勢更准確些，包括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中國之所以能夠大量地招商引資，進行規模空前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土地公有制密切相關。若與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做比較，這一點會看得更加清楚。地方政府通過城市國有土地入市和征用農村集體土地轉手入市，獲取了數額巨大的財政收入。土地財政支撐了近20年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擴張，但政府壟斷土地批租市場也帶來權力尋租、房地產暴利、強拆大建等諸種弊病，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這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再如結構性因素。國內外不少學者指出，中國漸進式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而蘇聯東歐卻不能，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與蘇東不同的結構性因素。中國農民處於國家保障體系之外，這使得這個龐大的群體沒有如蘇聯那樣成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種巨大的推動力量。農村改革的成功及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無疑是推動市場化改革越過臨界點的重要因素，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潮釋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毛澤東時代存在比蘇聯或任何東歐國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權，並存在相當規模的非國有經濟，客觀上存在兩種經濟體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這有利於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競爭，也增強了地方政府發展地區經濟和改革試驗的動力，進而發展出一種被稱為“縣際競爭”的制度，當然，對於這種制度，學術界褒貶不一。中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包括大量的社隊企業，它們在計劃邊緣尋求生存空間，更容易向市場經濟過渡。

上面舉的這幾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隻有把前后兩個“三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許多問題才能看得更清楚。改革不是革命，不可以推倒重來﹔即使是革命，也絕不是一切從頭開始，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畫。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頁。）這個歷史觀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