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4】

四、關於“整體歷史”的關照

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課題方向的轉變，從專注於高層政治轉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間史料，關注底層社會，重視個案研究。據了解，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的研究者隊伍和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參見《國史研究何去何從——楊奎鬆、韓鋼、王海光三教授漫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走向、趨勢》，《北京青年報》2014年2月21日。）這為當代史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局面，形成了新的知識增長點。依我的理解，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促成了這個轉變。一個因素是資料的獲取。歷史研究者隻能跟著史料走，高層檔案難以獲得，近年來地方檔案館則相對開放，是一個好的研究入口，散落在民間的史料更是不可勝數。據我所知，不少課題團隊搜集了海量資料並已經有成果整理出版，許多課題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檔案、民間史料的基礎上取得的。除了專業研究者隊伍，民眾收集的史料更加可觀。各個階層都有人在搜集整理民間史料，從事“非專業寫作”，包括個人回憶錄、家族史、村社史、訪談口述史等。有些非專業人士所掌握的細節大大超出專業人員，有的還是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見証者。當代史是當代人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一段歷史，人還活著，事沒有終結，誰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許多人有表達的欲望，所謂“平民史學”方興未艾。這當中肯定良莠混雜，但總體上說是好事，無論是史料搜集、史實澄清還是歷史解讀，對於深化當代史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另一個因素是新范式的引入。一種所謂“社會—經濟史”研究范式受到一些學者重視。它認為歷史不只是政治、經濟、軍事，而是包括文化、人口、地理等全部層次﹔不應隻注重表層的重大事件，更應重視潛藏其后的結構變遷﹔不應只是少數歷史人物的活動史，更應重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甚至把它放到歷史研究的主體位置。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就是以常態的中國農民生活為研究對象，鄉土社會的普通農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體。“社會—經濟史”研究看似碎片化，但追求的是一種“整體的歷史”，是一種宏觀把握社會變遷的方法。馬克思說過：“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頁。）馬克思本人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可以被看作一部整體史的經典之作。他自己比較了三部波拿巴政變史的不同：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把政變隻看作一個人的暴力行為，蒲魯東的《政變》變成了對政變者的歷史辯護，而他本人“則是証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64頁。）。當代稱得上鴻篇巨制的世界史著作，寫的都是“整體的歷史”。例如美國歷史學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將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整體，除了政治、軍事、經濟外，涉及文化、教育、宗教、科學技術、人口、移民、種族關系、道德風尚、思想意識等各個方面。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年代四部曲”發行量達500萬冊，風行全球，也是以“整體的歷史”的眼光展現了整個西方現代性興衰的歷史。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國當代史作品，也應當是一部“整體的歷史”。我們的視野應當放開，研究的領域應當擴大，除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傳統領域，諸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習俗、教育、衣食住行、自然災害、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都應當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從底層看歷史”，不只是肯定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史的意義，也為觀察大事件提供了新視角。《開放時代》雜志2015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文章——《社會經濟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這是楊奎鬆、王奇生等參加一個工作坊時的發言記錄，使我們了解到當前高校學者以“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中國革命的情況。它給我的啟發，不是所得到的結論，而是視角的轉換。過去考察中國革命大都是“從上往下看”，而“社會—經濟史”角度是“從下往上看”，試圖從長時段、日常生活、地方社會和傳統的角度展現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豐富性和延續性。這種方法也適用於當代史研究。整個毛澤東時代是一部群眾運動史，然而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幾乎看不到“群眾”，充其量“群眾”只是一個朦朧的布景。舉例說，從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產到戶，60多年間，中國農村發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變革，無不關涉幾億農民的命運。然而，很少有人從農民的角度來研究農村變革，所得出的結論也就缺乏解釋力。如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超乎所有人預期地提早完成，而且沒有遇到什麼群體性的阻力，這與蘇聯當年的情況形成對比，有人把這稱之為“中國集體化之謎”。傳統的解釋是，中國創造了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如從互助組、初級社再到高級社逐步過渡的形式，堅持自願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等。然而，這些結論都是寫在文件上的，並沒有經過嚴格的史實驗証。1955年年中，全國參加初級社的農戶還隻佔農戶總數的14%，高級社只是個別地試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580頁。）。多數農戶加入初級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內，許多農戶沒有經過初級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沒有入初級社而是一步跨入了高級社，說合作化是從低級到高級的逐步過渡，對多數農戶來說不是事實。當年新華社《內部參考》披露的許多材料說明，各地在動員農民入社時強迫命令、侵犯中農利益的現象是很普遍的，所謂“自願互利”也很難做到。由此看來，解釋“中國集體化之謎”還有待更多的實証性研究，特別是從農民和農村干部角度來研究。也許在一般人的看法中，農民只是被動的順應和承受者，他們的行為無足輕重，不足以影響歷史進程。事實並非完全如此，集體經濟的運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民的行為模式。高王凌寫過一本書，專門調查人民公社時期農民中間存在的各種“貓膩”行為，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反行為”（參見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的“反行為”調查》，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對於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農民在制度框架下總會有一些自己的應對之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政策意志與農民意願之間經歷長期“頂牛”，最終政府還是不得不向農民做出讓步。在80年代以后的農村改革乃至整個中國改革中，更可以看到農民作為一個龐大群體的自發選擇所起的作用（參見蕭冬連：《農民的選擇成就了中國改革——從歷史視角看農村改革的全局意義》，《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改革開放史研究更需要一種“從下往上看”的視角，因為中國改革大多是地方先行先試，許多故事發生在下層。“從下往上看”中國改革，可能會得出很不相同的圖景。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是漸進式的，並不激烈，其實不盡然，有些改革是相當激進的，只是它分散在不同的地域和單位，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影響。例如90年代的國企改制就相當激進，我們從文件中看到的只是些抽象的條文或冷冰冰的數字，其實背后有多少故事情節，關涉多少人的命運！最近我看了一部記錄一個三線軍工企業改制的片子，各方利益的博弈驚心動魄，看了后給我的震撼，是讀多少文字記錄都不可能有的。由此我想到，影像的力量是巨大的，當代史研究除了文本以外，應當十分重視以影像資料的形式來記錄和呈現。

當代史的主要特點就是它的當下性，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很難畫出一道清晰的界線，正因為如此，當代史研究也沒有嚴格的學科分界，各學科研究的對象大都重疊，只是觀察視角和方法不同。事實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界學者都在述說中國當代史的“宏大敘事”。王學典感慨地說：歷史學界刻意規避現實最典型的例証莫過於集體缺席關於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討論了。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甚至文學家等等，在這場討論中悉數登場，唯獨不見歷史學家的身影。（王學典：《還在反思文革史學？該反思改革史學了》。）

我倒是認為，讓當代史研究者來討論這樣宏大話題不見得是好事，難免落入空泛的議論之中。但我們不能自我劃定邊界，對於其他學界的討論不予關心。當代史研究應當有跨學科合作和成果互鑒。以我本人的經驗，通過跨學科的廣泛閱讀總會得到啟發甚至意外收獲，當然不是照單全收，應當有自己獨立的判斷。與此相聯系，當代史研究並不拒絕嘗試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這可以為我們深度解讀歷史提供全新的觀察視角。例如“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就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不少學者認為，30多年改革帶來的一個有意義的變化，就是全能主義國家的收縮和私人領域、民間社會的生成。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理論也是觀察近30多年中國社會變遷和社會分化的一個很好的視角。我們中間多數人或許不能親自做這類調查研究，但不妨礙我們關注其他學者的研究，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當然，當代史研究者還是要堅守歷史學的基本方法，無論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首先它都是“史”，凡“史”都應依史實說話，以求真為目標，而不是依據某種理論進行演繹，以邏輯自洽為旨歸。有一種現象是應當避免的，就是一味求新，堆砌一大堆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范疇和概念，把本來可以簡單說明的問題搞得很復雜，使讀者看得很費力。把心理分析引入人物研究，也是近期的一個趨勢，這對於深入理解歷史是有幫助的。但心理分析也有它的限度，就是永遠不可能得到確切的証明。如果帶著強烈的個人好惡，所謂心理分析就會變成誅心之論。因此，但凡涉及歷史人物動機和心理的推斷，還是收斂一些為好，仍然要以充足的史料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