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大局關照【3】

三、政治史研究如何深入

歷史敘事以政治史為中心，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古老傳統。其實古今中外的傳統史學，都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這也不是沒有一點理由。雖說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但影響歷史進程最大的，無疑是執政者及其政治決策。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更是如此，不以政治史為主軸，很難理清當代史的發展脈絡，也很難說清其他任何問題。

然而，即便以政治史為中心，也存在表面化、平面化敘事的問題。對此，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三方面加以改進。第一，應當重視政治決策的過程。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把會議、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串聯成篇，被人戲稱為“會議文獻史”。會議文獻在中國政治中的確處於一個重要地位，有人甚至把中國政治叫作“文件政治”。但我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獻編排和文本解讀上，文件的形成過程更加重要。一個重要文件從動議到調研、起草、討論再到通過，是黨內逐步取得共識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鮮活的歷史話題。我讀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仲泉、韓鋼等人主編的《中共八大史》，這本書以翔實的檔案材料記述了中共八大會議籌備和文件起草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到指導思想的多次調整、重要提法的形成以及人事安排的考慮等，生動地反映了1956年中國政治的發展狀況。另一個例子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文件從起草到通過前后歷時兩年多，其間經歷了大小范圍的多次討論和文稿的多次修改，反映出黨內高層對歷史問題的不同認識以及最后達成共識的復雜過程。當然，與文件的形成相比，更重要的則是文件如何貫徹。過去經常看到這樣的表述，某文件或某領導人提出了什麼問題，然后就解決了什麼問題。這也太過偷懶了。即使是說在認識上解決了問題，也未必准確，因為認識經常是反復的。文件出台與文件實施不是一回事，一個政策從中央貫徹到基層，經歷太多環節，受到各種因素的約束，包括認識歧見、利益扭曲和客觀情勢的制約等。其中有得到較好落實的，也有時效遠遠超出最初設想的，如統購統銷政策，起初或許只是一個應急措施，不會想到它成為延續幾十年而很難放棄的一項基本制度。但實際效果與政策初衷相背離的情況亦非個別，有些文件甚至一出台就被束之高閣。例如，中共八大確定的路線很快就被否定了。再如，1980年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在隨后的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重視嗎？關於腐敗問題，1980年陳雲提出：“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頁。）話講到頭了，但腐敗趨勢並沒有因此而被遏制。

第二，應當重視各層級的互動。我們過去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於高層少數幾個人的思想和活動，尤其熱衷於高層機密，對於黨內各層級的作用很少顧及，省級以下的研究基本闕如。然而，歷史不是幾個人的小合唱，而是無數人參與其中的大合唱。1980年4月，鄧小平在談到“大躍進”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頁。）這話講的是實情。在“大躍進”運動中，從中央到基層各級干部都發揮了他們的主動性，貢獻了他們的“想象力”。特別是幾十萬縣級以上領導干部，地位極為重要。1956年毛澤東說過：“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頁。）如果有人對當年幾十萬縣級以上領導干部群體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人際淵源等做一些研究，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會有很大幫助。以本人閱讀所見，李若建寫的《理性與良知：“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一文就是這方面的成果（參見李若建：《理性與良知：“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開放時代》2010年第9期。）。我們看到，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地方領導人仍然擁有很大的裁量權，特別是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算是一言九鼎，“大躍進”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異，與第一書記的作為關系極大，如四川與湖南地理環境差不多，都可稱為魚米之鄉，然而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比湖南嚴重。陳雲曾經說過，毛澤東犯錯誤，一些地方負責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他雖然沒有談具體事例，但絕不是隨口一說。在許多情況下，毛澤東的想法總會得到地方大員的更多呼應，特別是在出現意見分歧時，毛澤東往往能在他們中間找到支持者。省委書記們也影響著毛澤東，有時甚至走到了毛澤東的前面。（參見蕭冬連：《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2、107、133頁。）現在我們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模式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你令我行那麼簡單。改革開放以后，中央賦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權，區域差別顯得更加突出，中央與地方的互動更加復雜，包括各種利益的博弈，例如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就經歷了一個艱難的談判過程。總之，中觀研究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應該有更大的發揮余地。

中國當代史帶有很大的個人色彩，人們把改革開放前稱為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后稱為鄧小平時代，這樣說在特定意義上是可以的。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在相當程度上是毛澤東左右著政治走向。但歷史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事情的發展並不依一個人的意志而行，其結果更不都是決策者想要的。我相信恩格斯說的，歷史是一個合力，各種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中國當代史也當如是觀。極而言之，每一個人都參與了對歷史的塑造。如果真的隻有一個腦袋，隻有一種方向的力量，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黨內分歧和斗爭了。承認這一點，絲毫不會減損主要領導人的作用。

第三，應當重視人事背后的制度。我們的當代史研究重視記述重大事件，對一些基本制度的考察則很不夠。客觀上說，敘事容易上手，新中國成立以后運動一個接一個，為我們提供了方便，制度研究則困難得多。然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制度由人設立，因人事而改變，更會對人事構成局限。1949年以后政治運動不斷，與計劃經濟制度有很大關系。計劃經濟消滅了競爭，必須不斷地進行政治的、思想的動員，以保持民眾的持續熱情，從外部注入經濟社會驅動力（蕭冬連：《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第208頁。）。一些基本制度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甚至超過任何運動。我們在記述1963年至1965年的歷史時，似乎幾億農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四清”，其實“四清”隻在部分農村進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對於多數農村來說也就像一陣風，大風過后農民該怎樣還怎樣，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樣“停產鬧革命”。道理很簡單，沒有人給農民發工資和口糧，農民還得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真正影響農民每一天生活的是諸如統購派購制、口糧制、工分制等等這樣的基本制度，而橫亙在農村青年面前的一道幾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是那個農村戶口。

對當代中國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做一番梳理，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問題。例如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就值得認真梳理。戶口調查和登記制度古已有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戶口登記也是為了適應一般性社會管理和治安需要。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技術上需要厘定計劃供應人口，這促成1955年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的分界。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取消自謀職業，城鎮就業由國家統包，同時，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限制了新職位的創造，於是出現了就業壓力，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由此出台。特別是60年代初，為應對經濟困難，2000萬城鎮職工和人口下放農村，形成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倒流，向農民打開城門的可能性更小了。當然，基數巨大又增長迅速的就業人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不僅是就業，附著在城市戶口上的各種福利保障制度構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屏障，而這些福利保障制度正是計劃經濟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戶籍制度不過是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塊拼圖。錢穆說，歷史上“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前言”第4頁。）。這個話在這裡也適用。不過，人民公社取消30多年了，計劃經濟也已成過去，戶籍制度的改革卻還任重道遠，2億多農民工仍然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這無論如何都做不出合理的解釋，隻能說是受阻於利益屏障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視。政治制度方面，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說，過去發生各種錯誤，固然與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列舉了黨和國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遺憾的是，人們至今都沒有對這些制度做過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