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參與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是很少的，能直接參與世界重大歷史事件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到了晚年，“如煙往事俱忘卻”的時候，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現出來。我親身經歷的“乒乓外交”就是當年轟動世界的一件重大歷史事件。作為這件事的直接參與者，我看了一些有關此事的文章，總感到有不盡完善和與歷史有出入之處。為此，我今天盡自己所能，將當年的歷史事件如實寫出，供人評說。

一、戰前受命

1970年，當時的國家體委軍管會召集會議，研究我國是否派隊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我國的乒乓球隊伍受到很大摧殘。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主教練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訓練全部停止，體委機關內也是派性甚濃，再加上我國已有兩屆未參加世界乒乓球賽，因此是否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確不好下決心。

在這次會上，當時的軍管會負責同志說：“今年是舉行第31屆兵乓球賽的一年。世界輿論認為中國隊應該參加，要是沒有中國隊參賽，就不能稱之為世界性的比賽。因為中國兵乓球隊水平高，參加比賽才能反映當今世界兵乓球運動的技術水平。”經過研究，軍管會議決定，向中央寫報告，請示毛主席、周總理批准派隊參賽。

這時，外界的推動力越來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兵乓球協會會長后藤鉀二先生一行4人來到北京，邀請中國派兵乓球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賽。后藤先生認為沒有高水平的中國隊參加，就不能算“世界級”比賽，當晚就向我有關方面遞交了一份會談紀要。中日雙方的會談是在周總理親自關懷下進行的，因而比較順利，幾個技術性問題很快解決了。1971年2月1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署了會議紀要。但是最后中國隊是否參賽，仍有待中央拍板。

當時距比賽日期3月28日還有兩個月，距參賽報名截止日期隻剩下10天了。日期緊迫，參賽准備工作必須加速進行。軍管會要我負責乒乓球隊的訓練工作。當時我剛剛被解除“群眾專政”不久，才恢復工作。因此接受這項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訓練館。運動隊多年沒訓練了，抓起來有些吃力。但運動員、教練員熱情很高，練習很刻苦。有時軍管會研究參賽的政治問題也通知我參加。

有一次周總理接見軍管會領導，討論31屆世界乒乓球賽的問題，把我也找去了。周總理主要是了解軍管會的意見和參賽准備情況。他在會議結束時要求把詳細情況准備一個方案，然后上報。

散會后，我乘機找到周總理，提出了想回部隊工作的要求。因為“文革”中我雖然在體委被批斗、關押，但我還一直保留著軍籍，現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隊去。周總理聽完了我的話后，對我說：“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我國要參加的話，准備由你率隊去日本。這種情況下你怎麼能回部隊呢？這是一項重要任務，‘文革’以來第一次派隊出國比賽，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訓練，做好思想工作，技術上要抓緊訓練。”總理的一番話使我深受感動。“文革”前，乒乓球隊就經常受到周總理的關懷。幾次參賽回來，周總理總要設家宴招待參賽隊員、教練員和團長、領隊、體委副主任。總理每次都風趣地事先打招乎：“我請你們到我家吃飯，錢我出，但要自帶糧票。”席間總理和大家談笑風生。有時周總理還拉上我這個技術不怎麼樣的人一起打一盤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