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和鄧小平訪日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從1974年的預備性談判開始到條約的正式簽訂，在日本經歷了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兩屆內閣，中國的外長也先后由姬鵬飛、喬冠華換到了黃華。經過雙方的不懈努力，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於1978年8月簽訂，隨后在鄧小平訪日期間得以互換批准書，這樣中日雙方有關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法律程序正式完成。我從中日建交伊始到1977年上半年一直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在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期間主要負責談判過程中中方代表的講話稿、參與代表團預備方案的討論以及有關正式文稿的報批等工作。1977年上半年回國后仍留在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工作，在鄧小平訪日時也曾參與其中。盡管我沒有參與各項具體的談判，但是回顧當時中日締約談判、簽訂的全過程，從艱難曲折到圓滿成功，至今這段難忘的經歷依然歷歷在目。

一

1972年金秋時節，應周恩來總理邀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偕大平外相、二階堂官房長官等高官來華訪問。中日兩國政府經過認真坦誠的會談達成協議，發表聯合聲明恢復外交關系，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第8條明確規定：“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隨著中日邦交的恢復，兩國關系在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的關系都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員交流與往來也與日俱增，中日雙方依據聯合聲明進行了貿易、交通運輸、科技文化和漁業等領域的談判，分別達成了相應的協議。在中方看來由於邦交正常化后兩國關系的順利發展，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進一步推動和增進睦鄰友好關系的發展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時機也日漸成熟。這樣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就國際形勢而言，尼克鬆訪華后，中美關系日趨鬆動，而蘇聯霸權主義和擴張野心卻有增無減，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現實威脅。因此，反對霸權主義，消除對和平安全的威脅，牽制蘇聯的軍事威脅，既是當時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對增進中日兩國乃至亞洲和平穩定的環境也很必要。為此，1974年9月，中國以喬冠華副外長的名義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議盡早開始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約談判。日方很快作出反應，締約談判提上日程。同年12月，韓念龍副外長前往東京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東鄉文彥商談有關安排。國內決定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性談判在東京進行，由中國駐日大使陳楚負責與東鄉文彥主談。隨后，使館上上下下立刻行動起來，我們駐日使館政治室參與談判的同志更是夜以繼日地忙著准備各種材料、報批文件、預案和發言稿等等，締約預備性談判成為當時駐日使館最重要的任務。

日本方面雖然對締約談判作出了響應，但內心比較復雜，尤其不願兩國締約涉及乃至得罪蘇聯。他們想搞“等距離外交”，挂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日中是日中，日蘇是日蘇”。早在中日復交之時，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蘇聯，解釋日中建交並不針對第三國。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復交的有利地位和日本的經濟技術優勢，打破日蘇關系僵局，推動北方四島問題的解決，但被蘇方所拒。就在中日締約談判即將開始之際，田中涉嫌金錢與權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辭職。繼任的三木武夫首相，雖對中日締約表示積極態度，但對蘇更為慎重，在執政的自民黨內反對派和蘇聯的強大壓力下猶豫退縮，預示了中日締約談判的困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