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淞：关于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的几个问题【3】

（五）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形成了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的党史文化
　　90多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培育、锤炼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的奋斗与先进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党的伟大精神是先进文化在实践中的升华与结晶。这些传统和作风主要有：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概括的三大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概括的“两个务必”，党的八大提出的“三坚持三反对”；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大上强调的五个“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以及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大兴”，等等。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升华和发扬光大，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既呼唤伟大的精神，也造就伟大的精神。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我们党用先进文化熔铸党魂军魂，无数共产党人以先进文化为精神养料，高举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进步旗帜，用鲜血和生命培育出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火热建设年代，我们党领导人民把爱国热情融入创业实践之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严重封锁和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实践，培育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等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奋力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党的领导人对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了精辟概括。比如，邓小平同志概括的“五种革命精神”，江泽民同志概括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胡锦涛同志概括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都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实践表明，90多年党的历史上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创业精神、时代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中国大地上闪耀出的灿烂光芒，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中的生动展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创新发展。
　　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是党史文化最本质、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我们要大力弘扬、宣传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以此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斗力量、鼓舞革命斗志，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六）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形成了以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为本质特征的党史文化
　　党史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如前所述，党史文化属于党的文化的范畴，是党的文化的历史表达。而党的文化又是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服务的，是党的性质的重要体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一性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本质上讲，党史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文化总体地位、基本风貌、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以及价值取向的定位，作为引领我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不仅理应达到这些要求，而且应该做得更好。所谓民族的文化，是指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平等交流、融合而成的一种多样而统一的文化；科学的文化，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先进的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的文化；大众的文化，是指面向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及由此确定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方针等，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属性，也理所当然体现了党史文化的本质特征。
　　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是被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文化上也没有地位和权益。正如毛泽东同志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党自成立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统一起来，自觉承担起复兴民族文化、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使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发展文化的方针政策，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的理念；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党关于文化发展的任务和方针也日益丰富和明确，如“二为”方向、“三个面向”、“三个贴近”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方向。
　　坚持党史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准确把握党史文化的本质，我们就能够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促进党史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不断发挥独特优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史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以上我们重点探讨了精神层面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此相生相伴的，还有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党史文化。在这里，我简要地谈点看法。
　　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党史文化通过物质载体得以展现和传播。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物质成就，也就是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为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物质成就。第二，党在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如党史遗址遗迹、党史人物的遗物、相关档案文献等。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遗址遗迹，有许多重要会议和战争旧址，有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和革命烈士陵园，以及事件类和综合类的纪念园、陈列馆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文化遗址遗迹，有红旗渠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孔繁森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等等。第三，记载、表现、传播党史文化的纸质媒介和其他物质形式，包括各种党史基本著作以及党史通俗读物、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研究报告、宣传手册、戏剧、小说诗歌、影视作品和网络文艺作品等。此外，还有大型党史主题展览及诸多报刊等。
　　制度文化是党史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制化表现。一般指党在历史上形成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制度，探索和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党章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党的制度建设以党章的修改完善为主线、以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为核心，逐步形成由党的领导制度、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监督制度，以及党的具体工作制度等配套的党内制度体系。制度的形成，具有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两种基本方式，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在制度设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和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领导体制。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又是社会对党的文化、党史文化支持和认同的表现。制度层面的党史文化，对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引领、约束作用，体现为党史文化的制度保障。
　　应当指出，我们把党史文化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一方面是它从内涵到外延包含着这三个层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研究和分析问题。实际上，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的文化，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物质、制度层面的文化更多的是精神层面文化的重要载体，而精神层面文化更多的是物质、制度层面文化的集中体现。三者统一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党史文化。我们在研究党史文化问题时，要注意三者的联系与区别，以推动党史文化研究的深化。
　　习近平同志对研究总结党的历史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他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期奋斗中党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通过对党史文化的历史形成和主要内涵的系统回顾和总结，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加深了对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的认识。从精神实质上讲，党史文化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集中体现，就是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