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4】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现，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一可以挡住“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2－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