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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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拾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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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竞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