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4】

“毛选版”《决议》淡化毛泽东思想，强调马列主义和斯大林，这些修改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45年，《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加强本土化的重要一环。但是，苏联共产党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苏联报刊对它也绝口不提。苏联报刊在发表中共文件时，凡是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也都删掉了。【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苏共之所以这么做，与其大国沙文主义有很大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做法。苏共将南斯拉夫的这一倾向冠以“民族主义”的称号并进行了强烈批评。1948年6月28日，苏共操纵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并将其开除出欧洲情报局。决议中写道：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苏联东欧研究室编：《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资料选编》第1册，1982年，第771页。】。而在此前，毛泽东不仅向斯大林表示对南斯拉夫的政治模式感兴趣，而且已经给斯大林留下了另一个铁托的印象【参见邢和明：《毛泽东与铁托》，《党史纵览》2004年第11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发出后，毛泽东必须尽快撇清与铁托的关系，因此积极表态支持这一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不仅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批评，而且提出要“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4页。】。8月13日，不知情的吴玉章致电询问能否公开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立即复电进行了制止。他在电报中强调：“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5页。】

为了争取苏联的信任，消除苏联的误会，《毛选》的编辑人员删除“毛泽东思想”势在必然。同样，毛泽东邀请苏联专家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苏联对中共的认同。1958年，毛泽东对参加《毛选》编辑的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如果说删除“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消除苏联的误会的话，那么大力赞颂斯大林则是为了拉近与苏共的关系，寻求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12月斯大林70岁生日时，陈伯达特意写作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而作》，系统阐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贡献。事实上，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相当的不满。1958年毛泽东在与尤金的谈话中说：“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因此，《决议》修改时加重斯大林的分量也是国家建设和处理中苏关系的需要。

2.点王明、博古的名。《决议》修改时删除“毛泽东思想”，加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成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在内容上最重大的修改。而在当时，毛泽东最为留意的可能是另外一项修改，那就是有六处点了王明（陈绍禹）的名。博古主要是作为王明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也在两处被点了名。

其中一处在修改前为：“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错误的左倾路线之主要内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17-18页。修改之后为：“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8页。】

在分析《毛选》版的决议为什么要点王明的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决议》“正式二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从时间跨度来看，《决议》的起草与延安的整风学习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毛泽东推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时非常强调它的两个方针：“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这两个方针同样是《决议》起草的重要方针。毛泽东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说明时说：“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正因为《决议》是为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所以当时的“决议正式二稿”没有点王明的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点王明的名不利于党的团结。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后，国民党借机进行反共。因此《决议》既要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同时也要加强党的团结，防止引起党的分裂。为此，毛泽东在对《决议》草稿进行修改时特别写道：“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年7月翻印，第4-5页；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2页。】。当时王明和博古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仍有一定影响力。点名批评二人显然不利于党的团结。

编辑《毛选》时，中共已经取得政权，国内外形势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候编辑人员在面对《决议》时，需要考虑《决议》在人物评价时的公正性。《决议》“正式二稿”在对党的历史进行总结时，虽然没有点王明的名，但是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李立三等人都受到了批评。当初为了党的团结，公正性原则有所牺牲。一旦条件允许，这一公正性原则理应恢复。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内外环境显然初步具备了这一条件。对此，胡乔木认为：“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毛选版”《决议》点王明和博古的名，除了公正性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抗战时期的错误。王明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曾写信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与会同志，表示赞同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而对抗战时期的错误，王明一直回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要求王明对自身以往错误作出彻底检查，但王明拒不进行。多次催促无效后，中共中央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该决定写道：“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7-458页。】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定，所以毛泽东8月19日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特别提到《决议》修改时加上了王明和博古的名字。这一方面是在贯彻七届三中全会有关王明的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对王明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