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

〔摘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后经修改以附录的形式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此后《决议》便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版本为通用版本。本文分析了《决议》诞生的来龙去脉，阐明了《决议》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原因，分析了编入时的修改情况及其历史成因。

〔关键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思想；版本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通过被誉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结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决议》以附录的形式被编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3卷（以下将该版本的《决议》简称为“毛选版”《决议》）。此后，中共相关的文献汇编在刊印《决议》时皆以“毛选版”《决议》为准，例如1980年出版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9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以及2011年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无一例外。

“毛选版”《决议》虽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它在编入《毛选》时多处被修改。早在20世纪70年代，王明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中共50年》中写道：“五十年代载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虽然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4月20日，其实是重写的。这个伪造的文件是为了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阅读的。五十年代发表的《决议》内容和1945年通过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内容之间的显著差别，就是由此而来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王明认为“毛选版”《决议》是“重写的”、“伪造的”，这一论点无疑站不住脚，但是提出了《决议》的版本问题。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首次对《决议》的修改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仍然不加分辨地将“毛选版”《决议》视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原版”进行引用和论述。文献编辑部门在采用“毛选版”《决议》时也没有做相应的说明。

笔者有幸购到一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决议》版本，封面上写着“一九四九年七月翻印”（以下简称“四九翻印版”《决议》）。笔者将“毛选版”《决议》和“四九翻印版”《决议》进行对照，发现修改的地方多达886处之多【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下面将结合文本考察和历史分析这两点，全面分析《决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修改的历史成因。

一、《决议》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的贡献

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是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主题。1941年9月、10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毛泽东本来打算将《结论草案》拿到194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但由于党内仍有争议，政治局委员人员未齐，因此后来并没有付诸实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毛泽东所起草的《结论草案》虽然被搁置了，但是后来它不仅成为《决议》起草的蓝本，而且其中的主要思想也为《决议》所吸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页。】。随着整风学习运动的深入推进，《结论草案》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因而必须起草党的历史决议。1944年3月至5月，毛泽东作了两个有关中共党史的报告。一个是《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另一个是《学习和时局》。这两个报告不仅为后来《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原则性指导，而且报告中的一些结论也为《决议》所吸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决议》的起草工作。此次会议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举行，历时近一年。会议召开前夕，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任弼时，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张闻天等人。1944年5月，任弼时根据毛泽东起草的《结论草案》，写出《决议》的第一稿，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一稿”）。此后，胡乔木、张闻天等人先后写出“决议草案二稿”和“决议草案三稿”。其中，张闻天在“决议草案三稿”中突破了此前只从六届四中全会写起的做法，将时间提前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并且在修改过程中突出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在修改时加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1页。】

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亲自参与“决议草案三稿”的修改工作。毛泽东至少参与了七次。

这一时期的修改工作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毛泽东在第一次参与修改时就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为《决议》基本确立了正式名称。第二，决议原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讨论，但毛泽东在第二次修改时，明确提出决议交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会议的同意。第三，胡乔木在汇总各方面意见进行第六次修改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25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7页。】。

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一稿”）。 “决议正式一稿”通过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2页。】《决议》通过的次日，毛泽东又讲：“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页。】这些讲话其实已经表明，《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后将作修改。并且，在毛泽东看来，《决议》只要存在漏洞，存在错误，就应该完善。由于“决议正式一稿”还需要修改，因此并没有作为党的正式文件马上下发。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决议》继续发表意见。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由于三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对《决议》提的修改意见比较多，因而这次修改的工作量并不小。这次修改进一步加重了对毛泽东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并增列了刘少奇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比如，将第一部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和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一大段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时，这次修改明确写道：“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刘少奇的策略思想进行了分析。【 以上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5、326页。】《决议》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分量，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中共七大上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也是对敌斗争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虽然当时国共双方的合作关系没有完全破裂，但是国共两党间的竞争早已公开化。因而在国民党方面树立了政党领袖--蒋介石之后，共产党方面也急需树立自身的政党领袖。这是政党建设和政党竞争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晚年在同斯诺谈有关他的个人崇拜时说：“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从国际形势变化来看，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有利于减轻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共的震荡。中共在二大时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并承认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于一直视共产国际为领导机构的中共来说，无疑影响很大。国民党也借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浪潮。而处在这一紧要关头的毛泽东主动出击，不仅表态赞成共产国际解散，而且提出要加强中共的本土化建设。毛泽东说：“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突出本土领袖无疑是加强中共本土化的重要一环。对此，胡乔木也认为《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所谓对着苏共，指的就是消除苏共对中共的消极影响，使得中共能够更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

《决议》较为突出毛泽东，很少提到其他领导人，这常为时人所非议。如果结合上面所分析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一评价可能有失公允。笔者认为，这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是它的突出贡献。对此，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毛泽东文集》第3卷，284页。】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毛泽东塑造了中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是中共塑造了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与中共可谓结成了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经修改的“决议正式一稿”。会后，《决议》正式成为党内文件并被印行（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二稿”）。这也就是说，后来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的《决议》虽然写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从印行情况和内容比对来看，笔者手里的“四九翻印版”为“决议正式二稿”。

在决议的起草、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在《学习和时局》中提出了《决议》起草的重要指导原则，而且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蓝本《结论草案》，还多次参与《决议》的修改工作，因此《决议》可谓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编写《毛选》时为什么主动提出要将《决议》编入。1950年8月19日，他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决议》编入《毛选》以及对它的修改，虽是毛泽东的提议，但还是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报。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组成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时完全一样人员组成一样，但排名次序有所变化。【详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481、601页。】。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一致同意。《决议》终以《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形式出现在《毛选》第3卷中。但并不是后来所有正式出版的《毛选》都附有《决议》。例如在1969年1月印刷发行的“一卷本”《毛选》，就没有将《决议》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