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3】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与中共历史研究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自然也应在研究中贯彻这一基本要求，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共历史研究应做到“全面”。全面是一个哲学范畴，与之对立统一的另一个范畴是片面。全面并不是要求面面俱到，从辩证的视角来看，做到“全面”就是要防止片面的发生。同样，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做到“全面”，也并非是说事无粗细、大小和轻重之分，统统加以罗列和均衡研究，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视野要宽广，研究思路要开阔，研究方法要多学科交融。

要做到研究视野的宽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考察。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局，就必须考察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结果又会有哪些历史影响，这种纵向的时间跨度要能够拉得开，视野才能变得宽广。以北伐战争为例，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这条主线，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其历史影响又成为导致土地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纵向的视角贯通。就横向的空间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受到过各种国际思潮的影响，而且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这种空间跨度的范围越大，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准确和客观。实际上，这种视角的宽广，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研究思路的开阔，则讲的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问题。同一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理论作指导，由此产生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模式，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并不一致。就中共历史研究来说，多年来都是用政治斗争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史界提出应该把其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中去考察，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而政治斗争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研究者要做到思路开阔，就必须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博览众家之长。

强调多学科交融，就是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精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要能够熟练运用。比如，中共历史研究与社会学“接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由此兴起了史学研究的社会史“热”。1991年，笔者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从社会史的内涵、功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等方面，来开拓党史研究的新视域。此后，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与此前相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共历史研究之后，使得对社会生活的关照空前细腻，一些此前不为人所过问的领域，也开始有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另外，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党史研究，带来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史料搜集范围的扩大。以前学者很少关注的民意测验等相关材料，在研究中现在也逐渐派上了用场。需要说明的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主要是用其他学科的有关分析思路，而不应该生搬硬套。

第二，中共历史研究应做到“协调”。就协调的本义而言，是指事物分散的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和谐一致，以使整体达到一种最优状态。中共历史研究要做到协调和相互配合，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党史研究要科学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劳动。一些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对同一题目展开重复研究，既在材料上没有任何进展，又在观点和理论水平上缺乏创新，由此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所以一些主管机构和部门，在课题的立项审批和资金发放上，应该注意这种研究内容上的协调。从党史学界来说，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不能只管各地党史研究室，而应该照应到整个党史界，每年做出意向性规划，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课题。导致重复劳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党史学史把握不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前人已经有了完整的研究成果。自己白费了半天劲，成果出来后才知道因孤陋寡闻而造成重复劳动。

要协调，党史研究还应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都很重要，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研究内容上，首先要协调中共历史各个时期的研究。不能因为强调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轻视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就当前中共历史学科的基础研究而言，如下几个方面比较薄弱：一是对学科体系的建构，具体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时段划分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在指导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像生产力理论、现代化理论、历史主义态度、历史评价标准、比较法、计量法、逆向考察法、系统分析法等等；三是在分支子学科的发展上，如党史史料学、党史目录学、党史文献学、党史版本学、党史校勘学等。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共历史学的基础研究，其研究力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强调中共历史研究的协调性，还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共享。当前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利用上。就现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可用资源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县甚至乡镇，各级都有相应的党校或党史研究室，资源可谓丰富。但由于各机构或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严重，由此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这也是出现重复劳动的制度根源。如在档案资料的使用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开放的资料原本就比较少，一些档案馆还以中央有规定为由，本来可以开放的资料，他们为了自己出版东西赢利，而有意对读者进行信息封锁，即便是可以对读者开放的资料，也是拐弯抹角、手续繁杂。这种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既不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在封锁的条件下，协调便无从谈起。另外，当前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协作也很不够，有材料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跟不上，有新思想的却缺乏一手材料。这种情况如不从根本上转变，很难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共历史研究要做到“可持续”。任何学科，要使其研究具有可持续性，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研究的科学性，它涉及学科的性质问题，只有科学的东西，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经久不衰；二是研究能力的开拓与创新。就党史学科而言，做到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是永葆研究具有生命力的要务。

坚持科学性。对于中共历史学科的性质，以前争议颇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界定为历史学科之后，党史学界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外界，对中共历史学则很不理解，认为它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要正视这些意见，保持研究的可持续性，就必须凸显学科的科学性，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事实上，在实际研究中，不坚持唯物史观的现象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一些研究者往往就简单地使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这就不对了。其实，无论引进什么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

保持创新性。勇于创新是科学研究可持续的原动力。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实际上也存在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着眼于原有史料的重新阐释和新史料的发掘，这要下很多功夫。新史料的发掘有时是很难的，因为容易找到的史料，早已被人使用过，所以研究者要想各种办法去找。当然，这种事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时刻注意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新的文献资料，以便即时使用。另外，还应该从海外和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找到一些国内同行看来比较新的材料，在考证其真伪性的基础上，加以使用。对原有的史料也可以重新审视。比如，五四时期的期刊众多，过去丁守和、殷叔彝、张允侯等编写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起了很大作用，但至今已有数十年，现在看来有些认识需要重新考虑。所以，这样的工作，也应该要下功夫去做。另一种是强调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创性研究。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当然也并非易事，就是党史界的许多大家，有些对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重视不够，这与党史学界多年来长期存在的基础理论薄弱的现象不无关系。另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和接班人，对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党史专业点，在课程设置和导师的教授方式上可以考虑进行配套改革，党史专业的学生应学习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各个学位点可以尝试与相关学科的院系或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出知识面更为宽广，更具创新精神的后备军。

另外，要使研究具有可持续性，还应重视研究课题的选择。比如，研究人物一定要是有著述、有影响的人物，与党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联的人物。不然，研究一下就没有可以再深入研究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