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2】

二、封建与传统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又是和封建文化相合、相补充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73页。）。什么是封建文化呢？北方文化总联盟的一个宣言指出：“政府支出巨额经费召集班禅举行丑态百出的时轮金刚法会。封建的儒道思想”，“一切封建的腐朽的艺术戏剧”，“这些，正是一切封建势力所拥护的‘东方精神’”（《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蒋介石曾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蒋介石全集》下册，上海文化编译馆，1937年，第6页。）自然，三民主义就成了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因而左翼知识分子提出要“公开批驳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2页。）。有趣的是，三民主义者也反对“反映封建思想”的文化《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敌对双方都表示反封建，甚至互以“封建”相称，充分表明“封建”在当时的思想界已成为一个“恶名”。

由于左翼知识分子大多立足于文学领域，所以他们更关注“封建文艺”的表现：“封建的礼拜六派的文艺也在‘国难’期中大肆活跃起来。《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以及张恨水一流的言情的武侠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加进封建的民族自大的思想，将绿林式的豪侠思想和近代的爱国主义冶为一炉。尤可注意的是，统治阶级竟利用了这一类封建的通俗文艺形式，公开地做为他们对工农大众实行欺骗宣传的工具。”（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2—113页。）能够列举的封建文化如此单薄，说明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并不怎么严重。后来茅盾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1935年之前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对封建文化的攻击（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0页。）。

正因如此，1935年通过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强调了“封建文化”的严重性，认为“中国的封建意识支配着整个文化界”，并具体说明“中国封建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儒、道、释、回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理论。儒教的中庸思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唯生论、唯中论”，还送给封建文化一个新名，即“法西主义”，“主要内容是：唯生论，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试［统］制经济，独裁政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法西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运动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在革命的实践中，消灭法西主义及其社会的存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72—374页。）

“封建文化”忽然具体、鲜明起来，提示了斗争目标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以十教授名义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也被看做“法西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三民主义”似乎不值一驳，这种新名词却是危险的，所以不能轻轻放过。有人还专门撰文批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也是想在这危急中拯救中国的危亡，但事实往往与理想相反，客观上往往帮了凶而不自知，这就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揭布以后，大家疑惑是复古的另一面表现，何况在十教授的宣言里，地道的与‘读经尊孔’之流没有显明的区别呢……十位教授代表的是中国士大夫阶级，即使不提倡中国本位文化，也必定有人来提倡的……文化是政治的延长，也是经济的反应，无论全盘西化也好，中国本位也好！总别忘记了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与残余封建势力狼狈为奸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性的国家，而她的文化也只有以反帝反封建势力为内容的文化，脱离了这种轨道，无论口号唱的怎样漂亮，也都是另有作用的欺骗。”（零零：《中国需要什么文化》，《泡沫》创刊号，1935年8月5日。）

把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看做“复古的另一面表现”，并说它“地道的与‘读经尊孔’之流没有显明的区别”，显然认为它就是封建文化。其实，1935年6月11日，由艾思奇、柳湜、胡绳、徐懋庸、陈望道等众多左翼知识分子参加署名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就明确宣称过反对复古、读经：“近来弥漫各地的复古的呼声”是“愚妄运动”，“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奉二千多年前的伦理观念为金科玉律，恐怕只有退化的人群才会这样办”（文学社等：《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读书生活》第1期，1935年11月。）。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宣言有19个团体和148位知识分子共同署名，“在一百四十八位大小作家里面，分子实在也太复杂了，概括地说：那里面有新派，有旧派。有《一十宣言》署名人，也有‘存文会’理事，更有教育部科长，有许多人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徐北辰：《主张西化的又一群》，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下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48页。)能够动员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以左翼知识分子居多，据此可推断这个宣言有可能是中共党组织发动的，至少征得了党组织同意，否则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参加。发表这个宣言时，《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说明中共的文化统一战线比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启动得更早，这是一个以往研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与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署名人樊仲云联名反对复古，而在此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文件和刊物中又把樊仲云等斥为“复古”，说明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并不一致，或者内外有别，或者一般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其背后的组织行为。

然而，待中共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态度则公开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艾思奇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反封建，“封建残遗在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另一方面又说：“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号，1936年10月11日。)。“封建文化”中有“精粹”，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说法。

更甚者，在新启蒙运动中，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再单以“封建”相称，而用了当时知识界常用的“传统”或“旧文化”等称谓。陈伯达指出：“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但“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陈伯达：《思想无罪》，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1982年，第29页。)。张申府还说：“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31页。)，“外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斵丧，自觉更谈不到。不管自己的历史，不管自己的传统，弄的自己全无基础；自己既不成一个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国家，仅仅跟着人家跑，这还谈什么文化？”“今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必须顾及自己民族的需要，适应自己民族的传统”(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第24、73页。)。与“封建文化”相比，“自己的历史”或“民族的传统”的说法显然具有正面意义，这表明左翼知识分子为了建立统一战线，从阶级的观点又回到用新旧、古今、传统与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