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3】

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前期同属于新思潮阵营。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二者才泾渭分明，并且双方都进行了刻意区分。此后，他们频繁使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各自的不同。

1931年，彭康针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专门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的殊途，并说：“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不是胡适等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要接受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的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胡适只是‘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倾向。他‘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总之，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也是反动的。”(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由主义的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已经变成“反动”的了。瞿秋白更进一步宣称，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在这一过程中，要“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杂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瞿秋白以“新的文化革命”自称，显然异于“文化运动”的说法，这样自由主义等自然成为“反革命”。

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自由主义者还变成统治阶级利用的对象，甚至比统治阶级还要坏，因为他们“麻醉群众”的革命热情，“统治阶级更利用了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和平人道主义的面具下进行他们麻醉群众的阴谋。这一派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抽象地反对一切战争和流血，借以解除被压迫阶级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武装。在基督教式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云雾中，他们轻轻地将帝国主义准备二次世界大战武装进攻苏联及中国革命的事实，从广大的反帝群众的视线下隐蔽起来”(淑静：《目前反帝高潮中左翼文学的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12页。)，“统治阶级更近一步地收买，利用或奖掖一般自由主义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动听的言词与主张，来解除被压迫阶级的武装，使他们在当时严重的战争危机和环境中，不积极起来做英勇的反对斗争”(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换言之，统治阶级已臭名昭著、不值一驳，但自由主义的“动听的言词与主张”对群众有着欺骗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1932年，当有人提出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时，一位中共高层领导的回应是：“一切反革命派别为得要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近来都很积极的利用他们在野的反对派的地位，大放其‘民主政治’的烟幕弹，甚至痛骂一下国民党的统治，想以此来欺骗民众，防止民众的革命化，使民众对于他们的主张发生幻想，使他们继续‘信仰’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他们继续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奴隶牛马。”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烟幕，“主要的是为得要用来反对真正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与工农红军，同时也为得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是想拿这一虚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去反对苏维埃政权下真正大多数民众的民主”。(张闻天：《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红旗周报》第40期，1932年5月14日。)显然，中共拒绝一切暴力之外的方法，并把一切自由主义者都当做国民党的“帮凶”。从这时瞿秋白对胡适的态度也可看出这一点，他称曾与之友好的胡适为“中国的帮忙文人”，并大加讽刺：“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瞿秋白：《王道诗话》，《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6日。)。

中共高层对胡适既然如此认知，基层青年就更加肆无忌惮。1932年9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表达了对“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的看法(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一位左翼青年立即撰文批判，指出胡适“轻轻的把中国的根本“病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以及高等华人的互相勾结——掩盖起来。他不知道——也许不敢知道，‘三大害’‘五鬼’‘三个亡国性的主义’等等所以祸延到我们今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以及高等华人勾结着维持的结果，我们要废除这些结果只有先废除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他完全不懂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动力何在，他不知道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发展而变动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变动发展，使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也随着变动起来。这个论述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公认的真理，只有帝国主义教育中毒的胡博士之流才不懂这个”(静思：《读“惨痛的回忆与反省”》，《南中学生》第1卷第8期，1932年8月。)。中国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问题，改造中国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化约为这样一种公式，而任何一种与之相悖的看法在此面前都变得相形见绌，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未免简单化，当时有人在批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三种人”时还指出：“谁不愿意走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谁就必然的跪倒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的！”金丁：《“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面对如此绝对化的划分，即使后来被认为此时正在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张闻天也专门批评了这种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指出无产阶级批评家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批评所有的文艺作品，正确地指出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与它们的艺术价值，而不能因为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此后，左翼作家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有人指出：“由于目前民族危机的情势，在文化上小资产阶级作家日趋左倾化，因此左翼文化运动，更得到大多数的群众的拥护，所以目前的问题是要我们克服过去的‘关门主义’，来领导‘第三种人’。”(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也就是说，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成了联合的对象。但是，1935年10月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仍然指责“胡适的主义”是“法西主义的卫士”，“必须加以打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73—374页。)。这可能是胡适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缘故。

直到中共正式确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后，联合的范围才得到进一步扩大。1936年10月，刘少奇提出：“我们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该向各党各派的领袖和群众提议合作。我们对蓝衣社、国民党、胡适之派以至杨立奎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向他们提议合作，邀请他们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16页。)“胡适之派”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正式成为统战对象。这样，原来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已经“过时”的胡适的学问，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此前郭沫若曾嘲讽胡适等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法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群益出版社，1950年，“自序”第8页。)到1937年，新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伯达却把胡适和郭沫若同列为“国粹”的发现者，并且原来认为已经走向“反动”的胡适的思想，此时也与之产生了共鸣：“人们应该有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因而使他们都能成为卫国殉国，为社会正义而牺牲之真正的自觉战士。我很同情胡适之先生这句话：‘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陈伯达：《思想无罪》，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29—30页。)。

胡适谈论“建国问题”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建国的事业……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摘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并，这大厦就造不成了。”(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

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何干之对胡适的提议做了呼应：“在救国第一的旗帜下，让大家自由，各有一长的，都贡献出他的长处之外”，“我有唯生史观的方法，你有实验主义的方法，他又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还有二元论的方法。好！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你不应无条件的否定我，我也不应用什么来作后盾压死了你。大家尽管尽了自己最善的努力，来活泼地研究，得了什么结论，就发表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认为结论不一致，见解不尽同，不妨老老实实的坦坦白白的提出意见，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不一定对方的批评是天经地义。也许他只说了一半对，一半不对，或者全对，或者全不对，于是在批评之后，又来了论争。大家都应拿出货色来。你说人家不对，为什么不对，他不服你的批评，有什么理由不服。大家要作全面的观察，也要作一深刻的反省”。他甚至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运动”。(《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2、419—420、224页。)

胡适和何干之的上述两段话非常相似。胡适所说的“一切理论主义”显然包括马克思主义，而何干之所谈的“各有一长”则明确把“实验主义的方法”列入其中。二者共同的一个意思是，无论什么主义或方法，都可以来建国、救国，无须相互攻讦，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

取何种主义，本在建国，而当国将不存之际，各种主义也必将无用武之地。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经常说：“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覆巢下之各党各派》，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等到中国亡了，中国的共产党又岂能单独生存？”(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在侵略急迫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了解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陶希圣：《低调与高调》，《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其实，共产党何尝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也正因如此，才不惜把马克思主义由“唯一正确”降为与其他主义“各有一长”，并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与“大家”共赴国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变得如此之快，谈起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也能波涛汹涌。这大概是由于这些受五四时期多元文化熏陶的左翼知识分子，本来自由主义就潜存于胸，只缘不是最好，故置而不用。但是，当救国能派上用场时，则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