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变化【4】

四、结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日益走向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唯一真理，以此来审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视为“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则被看做“假马克思主义”。当时，南北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盟约都宣称，要“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无情的批判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思想——如三民主义，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特别加紧批判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方分盟斗争纲领》，《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一般被看做“假马克思主义”或“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往往是指运用马克思学说而又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人。究其所指，不同的场合稍有出入，“如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改组派等”(巴达：《从目前民族的危机说到今年的五月》，《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3页。)；“社会民主党”的说法比较少见，一般指：“陈启修、陶希圣一流”，即当时被戏称为“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英雄们” (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大众文化》创刊号，1932年5月1日。)；“更有冒充‘马列主义’的叛徒们”：“王礼锡的ABC团，胡秋原的自由人”(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98页。)；等等。

其实，无论是“假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时候是被左翼知识分子放在一起统称为“反动理论”，“在文化领域内盘踞着的反动理论，我们可以从取消派的先驱，社会民主党的读书杂志，法西斯蒂的‘社会新闻’，第三党的‘理论与现实’，人权派的‘独立评论’，国家主义的‘再生’，一直数到带几分封建气味的‘村治’。它们都是亟图以所谓‘正义’‘自由’来掩没社会内阶级斗争的实质，以所谓合理的方策，来取消群众的革命行动”(《〈社会科学〉创刊辞》，《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01页。)。即使到了193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仍然规定：“严厉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化侵略、文化统制，反对文化上的白色恐怖，反对欺骗的中日文化合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新生活运动，读经复古运动，读书识字运动，反对社会民主党、独立评论派、失败主义、取消主义，和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81页。)

但1936年以后，原来所反对的大都成了联合的对象，“我们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自然科学家……结合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或者换一个说法，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号，1936年10月11日。)。也就是说，原来的“驳斥一切”变成了“联合一切”。正是在此意义上，陈伯达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的确是全国文化人的共同文化运动，而不是‘左翼’的文化运动。”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左翼知识分子此时并不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仍然强调：“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唯物论与动的逻辑是今日的文化运动的坚实的基础”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6月。。可见，尽管左翼知识分子试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谈论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仍然清晰可辨，难怪有人指责新启蒙运动者是“一伙额角头上没刻字的共产党徒，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名词虽颇动人，其实不过是共产党旧日外围工作的‘花样翻新’而已”(怀朴：《所谓新启蒙运动》，《华北日报》1937年5月25日。)。

尽管如此，左翼知识分子文化观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看待文化的角度也发生变动，原来经常自称的是“无产阶级的文化”(《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1930年9月8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6页。)、“健全的大众文化”(《北方文化总联盟为号召一切文化团体宣言》，《北平文化》创刊号，1933年5月15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孔海珠：《左翼?上海》，第369页。)，此时则重新以中国、古代、传统、固有、民族、西洋、外来、世界、国际、新旧等知识界通用的没有阶级色彩的词汇来表述文化见解：“扬弃古代文化，即是忠实的接受和保持古代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即是忠实的扩大和培植固有文化”(吴承仕：《启蒙学会宣言》，《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50页。)；“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第31页。)；“我们对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即“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33页。)。用语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思想的变化，至少是公开宣示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不难发现，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和变化，明显地受到政治影响，特别受到中共指导思想、政治态度和斗争方式变化的影响。“从“反对一切”到“联合一切”，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充分体现了左翼文化运动背后中共领导的威力。由此兴起的颇有影响的新启蒙运动是左翼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者身份掀起的一场运动，其实是用自由主义包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是中共试图公开合法活动的尝试。此外，无论是文化的“反帝反封建”、“大众”说，还是“古今中外”说，都成为后来毛泽东论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用语和内容。这也说明，尽管中共政治斗争的对象和策略经常发生较大变化，但在文化主张上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文化与政治毕竟存在一定距离。（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